一、袁世凯的兴亡

如上所述，袁世凯夺得了总统的职位，又逼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掌握了全国政权，北洋军阀就最后形成了。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虽未停止，但在一段时间内大为减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革命党人受到袁的蒙蔽。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面裁减南方的革命军队，挖革命派的墙角；一面又大施骗术，把孙

（中山）、黄（兴）请到北京。每当孙中山向袁世凯讲话时，袁总是随口附和，甚至孙中山说要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也不加思索，连声赞同。孙中山上了袁的当，向袁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袁还假意大诉党派竞争之苦，甚至表示想“隐退”。袁世凯作伪的本领确是登峰造极。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统治术固然害了无数的人民，但也不知害了多少个统治者。袁世凯并不是最后的一个。

袁世凯的虚伪表演，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的幻想。民初党派林立，大小上百个。尽管袁氏利用梁启超、汤化龙等削弱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中仍然取得胜利。正当很多人还陶醉在民主宪政的幻想中时，袁世凯却指使人暗杀了国民党预定的内阁总理宋教仁。

“宋案”真相大白后，革命党人大为震动。孙中山十分愤激，力主讨伐。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国民党内部意见纷纭，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国民党尚在争论不休，袁世凯已经动手，罢免了李烈钧等南方三督，并挥大军进攻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仓促上阵，进行抵抗。但双方力量悬殊，革命党人很快就一败涂地。

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即是说，在中国尚不具备实行宋教仁所追求的那种议会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辛亥革命中，中国农村变动不大。广大农民根本不能理解和接受资产阶级的议会、政党、内阁之类东西。“宋案”发生刺激了城市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使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对袁世凯感到失望，但对农民影响甚微。广大农民渴望的是过太平日子。袁世凯对南方稍加用兵，即获胜利，是与农民乃至各阶层人民厌战厌乱的情绪有关的。袁世凯装作“救世主”的样子，大唱“国家不堪再乱”，要“统一” 才能太平等调子，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有很大的欺骗性。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为讨袁失败发生激烈争论，什么“军事解决”、“法律解决”，“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吵得不可开交。“法律解决”固然不可能，“军事解决”也必然失败。不是也打了一下吗？一打就失败了。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时期的致命错误是没有抓住时机，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南京临时政府不仅不敢发动农民，而且反对和镇压农民起来革命。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也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国民党的纲领很少革命性，比同盟会时代退步了。特别是宋教仁将许多官僚政客拉入国民党，使革命党更加脱离人民。革命党人没有为人民办多少好事，因而关键时刻也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由于客观条件根本上不成熟，而革命党人主观上又犯了错误，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了。

但也需要指出，宋教仁等人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而新的革命力量—— 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议会民主，是具有进步意

义的。尽管这种主张在当时客观条件下不能实现，我们也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

像袁世凯这样充满封建帝王思想的陈腐人物，对辛亥革命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当然无法理解。他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袁氏对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的错误估计，加速了自己的败亡。君主专制早已失去人心，这种失去人心的制度已经被抛进历史垃圾堆，袁世凯却偏要把它拣起来，还要人们重新顶礼膜拜，怎么能不碰壁呢？无论中外历史，都证明一种偶像只要倒了以后，绝难再立。袁氏如果不作皇帝梦，大概他的统治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阶级地位、个人思想和反动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他必然要走向帝制自为的道路。

袁世凯要当皇帝，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本来，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并不亲密，自甲午战争开始，双方就互相猜忌。但当时袁的后台英国正和德国在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他只得求助于日本。而日本政府也看破了这一点，乘机要挟，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开始，袁也嫌日本要价太高，但为了早日当皇帝，就不顾一切地承认了（只有第五项中会办警察、兵工厂，内地主要铁路权一律归日本等内容未承认）。历来，卖国最失人心，决无好下场。清朝皇帝就是这样垮台的。卖国必亡，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袁氏的统治基础彻底动摇了。

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仅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北洋集团上层的倾轧。对袁氏称帝，他手下两员最重要的将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以为然，前者称病以示反对，后者敷衍搪塞，不肯出力。段、冯不肯支持袁世凯也不是偶然的。自 1913 年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氏就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已

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1915 年 6 月，袁氏称帝在即，冯国璋特地赶到北京探听消息，却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话。袁世凯的虚伪只能使他更加孤立。本来他作梦也想早日登极，面南称帝，却还要假造什么“国民代表大会”，搞什么“国体投票”，而且接到“推戴书”后还要再三推辞，最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接受“民意”当皇帝。特别是他一手策划的“筹安会”，更遭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唾弃。他的一系列丑恶表演，使人们更加认清他两面三刀、食言而肥的寡廉鲜耻的真面目。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早出来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1914 年就有革命党人撰写题为《袁世凯皇帝梦》的文章，警告国人，抨击袁氏。1915 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派人到山东、陕西、上海等地发起反袁武装斗争。但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中华革命军的武装斗争脱离群众，也没有与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相结合，影响较小。结果，反对袁氏帝制运动的领导权反而被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夺走。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因打手印、宣誓等问题遭到黄兴等人反对，因此党员很少，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宗派。资产阶级政党搞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中国落后的帮会传统的表现，得不到广大国民党员的赞成。

梁启超等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进步党人与袁世凯本在一条船上，袁氏称帝使他们感到危险。为避免一同落水，梁启超曾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但袁氏执迷不悟。梁启超只得抛开他，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发起护国战争。护国战

争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制度，适应当时民主潮流，和孙中山的反袁斗争形成客观上的同盟，并同样具有革命战争的性质。它的义旗一张，不仅南方各省以及全国革命派纷纷响应，而且使北洋集团进一步瓦解，连冯国璋等也公然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不穿上龙袍不死心，结果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洪宪帝制只闹了八十三天便彻底垮台，他本人也随之一命呜呼。

由地方军阀要求掌握中央政权，掌握中央政权之后又妄图当皇帝或总统，这便是中国近代军阀心目中一条最为理想的道路。在这条迷途上摔死的岂止袁世凯一人？前车覆，后车继，一部中华民国史充满了这样可笑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