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详尽阐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解职后的打算，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②三天后，他离开南京到上海，接着开始周游各省。到是年底，在大半年时间里，除 8 月应袁世凯邀请赴京“商谈国是” 外，曾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足迹几达半个中国。孙中山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以民生主义为内容或主要内容的即达三十八次之多，占全部演说和谈话的三分之一以上。①

在这些演说和谈话中，孙中山主要宣传了以下各点：

（一）强调实行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他说：当南北“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②况且振兴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它变成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理想“社会”。因此，“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③“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④那种以为“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 至社会问题则相去甚远”，不过是“浅见之徒，不足言治也”。

（二）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他批评同盟会内一部分人认为“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的观点，指出：待“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⑤ 对所谓“凡事必有等级，今资本家之等级尚未经过”，不可“瞢然言民生主义”的论调，他批驳说：“果如所言，则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阶级，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辩而自明者也。”①

（三）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非“计口授田”，而是实行“单一税法”，即“从税契入手”，包括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国家当需地时， 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因此，孙中山又把“平均地权”简单归纳为：一是照价纳税，一是土地国有。并说：“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②

（四）发展实业为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处当今时代，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19 页。

① 此根据《孙中山全集》第 2 卷所载材料统计，时间从 1912 年 4 月 3 日至是年底，包括演说和谈话。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35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54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41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20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38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55 页。

“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 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③同时明确说：

“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④他在一次演说中把振兴实业、铁路“国有”，正式归作民生主义“四大纲”之一。

（五）实行民生主义“须以和平手段从事”，而不能采取“武力手段”。孙中山说：“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 “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⑤

他还一再申明： “民生主义并非推倒富豪，如世俗所传抢富济贫之说。”⑥“今日讲民生

主义，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须预为防范。”⑦

（六）实行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少数资本家“压制贫民”。孙中山反复强调，他“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①“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路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地矣。”②所以，他总结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③

由此可见，孙中山这时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基本上还是他辛亥革命以前的理论的简单重复，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强调和注入了某些新的内容。首先，他更加强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社会主义充满着同情和向往。他痛斥资本家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痛苦全然不负责任，是“无良心者”。对工人则称赞说：“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④他指出他们因受资本家“戕贼”、“苛遇”，起来反抗是完全正义的，理所当然的。⑤他在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土地公有论的同时，也称赞马克思的资本公有，说：“亨氏之土地公有，麦（马克思）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⑥其次，为防止资本家垄断，他明确提出了“大资本国有”的主张，力图限制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①因此，尽管他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92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39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19 页。

⑥ 《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远生遗著》卷 2，第 121 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73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38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38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40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19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19 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16、518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08—509 页。

倡导的民生主义，依然是一个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他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孙中山不但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

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他的这个计划，从解职后就开始酝酿，到 6 月下旬由广东回到上海后，经与黄兴共同磋商而渐趋成熟。孙中山早年就十分重视铁路建设，进行过一些研究，此时更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从铁路入手。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②；铁路发达，并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 系于此举”。③他计划十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 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 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④资本定为六十万万元。

孙中山修路的基本方针，是实行“门户开放”，利用外资。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⑤如果不采取“借款修路”办法，而全用本国资本， “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需六十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①且排斥外资，势必重价购置外国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

②因此，在难以迅速自筹大量资金及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为早收铁

路之利，非但不宜反对外资，而且应该“欢迎外资”，乃至利用“外国人才” 和“良好方法”。但孙中山同时强调指出：实行“开放主义”，必须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前提，“但求主权不丧失，无论何国包修，皆未尝不可”。③ 对于帝国主义欲利用借债而提出诸如“置兵保路”等损害中国权益的要求， 孙中山断然表示反对，坚持“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④为此，他提出：1、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2、借款“非全用现款”，其中五分之四“由外国购买材料”；3、采取借资兴办、中外合股和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三种形式，以“批办为最相宜”。孙中山认为，如是借款修路，不仅可能，而且“能兴利，又无伤主权”，自是“绝好法子”。

孙中山还一再表示，借款修路，最终以“铁路国有”为归宿。他说：“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⑤这里说的“实行民生主义”，即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用以防止少数资本家的垄断。所以，孙中山有时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83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33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83—384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81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98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49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61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68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60 页。

又把“铁路国有”直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并明确宣布：所修铁路，四十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为发展铁路交通，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并采取种种制约措施，应该说是富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所持某些理由，如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争先恐后”借款给中国，认为“彼欲保此资本之安全，则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坏平和”，因而无须担心会乘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①等等，则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这表明他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不曾认识到在真正获得民族独立以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互利的借款； 外国资本家即使愿意借款给中国，也只是为了攫取中国的权益，而绝非真心帮助中国发展铁路交通事业。

1912 年 10 月 14 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筹措资金、设计干线等不切实际的修路准备工作。当时，连一些革命党人都说他“理想太高”，但他批驳说：中国幅员如此广大，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此为至小之计划”，“并非大言夸众”。还说：“以二年募齐外债，以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并非空言。”② 然而，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独外国资本家无意帮他实现修路计划，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提供最起码的条件。

袁世凯表面上不表示反对，并满足孙中山的要求，于 9 月 9 日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但任命刚一公布，北洋集团控制的御用报纸就对孙中山发动攻击，叫嚷该项任命为“违法”，外人承办，“势必丧失主权”，等等。后来，孙中山派王正廷、徐谦携《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到北京请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袁又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对条例多所修改。孙中山虽愤怒抗议，指斥条例修改太多，说“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①但毫无效果。袁世凯最后以命令公布的条例，对铁路总公司的职权仍大加削弱。如原条例第一条规定：

“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应筑各路，属交通部之职掌外，所有贯穿各省及边地各干路铁路，总公司有全权办理。”而袁公布的条例改为： “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或载在草约成案上应筑之路，属交通部直接办理，暨政府已批准他公司承办之路仍归他公司办理外，所有全国各干线， 总公司得全权筹办。但指定各干线时，须先协商政府，经其认可。”②实际上将孙中山的修路计划完全纳入了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袁世凯的暗中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很快陷入了困境。

那么，孙中山解职后，何以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和发展实业呢？这除了渴望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外，也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首先，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已经根本失败，反而为南北“统一”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革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造成了“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并由此认为人民为民国主体，“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③，客观上具备了放手从事“社会革命”的条件。其

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97—498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32—433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61 页。

② 《政府公报》，1913 年 4 月 1 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18 页。

次，他认为当此“内力日竭，外患日逼”之际，关系民国命运的首先不是政争，而是“经济问题”。政治上的“意见纷歧”，“皆为经济问题所窘”而引起，且“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因此，“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④第三，也是主要的，他对袁世凯非但没有认识，而且相信袁有能力治理国家。对社会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使他陷入了绝无希望的“社会革命”幻想之中。

不过，孙中山致力发展实业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他的思想及其“铁路计划”却鼓舞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实业建设，从而推动了兴办实业热潮的进一步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所进行的又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