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4 年 3 月 28 日到 29 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我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我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 1960 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 领导生产”。这时毛主席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我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 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

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10 年来， 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我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

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 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 800 斤甚至 1000 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 400 多斤。1963

年 8 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 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 700 多斤的

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 10 年造地规划， 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 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 年 11 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我还汇报说：1964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我，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我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 42 岁扫盲，今年 50 岁，

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类似这样借题联想、旁征博引的谈话，在我同毛主席的接触中不止听到过一次。

毛主席又高兴地问我，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我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