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1959 年春的上海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当年的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召集六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 通知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 我正好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对面。由于我对分配给山西的高指标心里很不踏 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刚说完，毛泽东同志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我一时不得其解。接着，柯庆施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我当即回答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 ‘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又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

也摘不到果子呀。”接着曾希圣也帮腔说：“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用实例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 800 斤。党员们说‘200 斤低， 400 斤高，800 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泽东同志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却说明他已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同志也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同志已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从 1959 年到 1962 年这四年时间内，毛泽东同志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在同高指标的错误楔而不舍地作斗争中，有许多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真知灼见：

——1959 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他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 2.4 亿元，建设规模 60 万吨钢，

100 万吨铁五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 120 万吨钢，200 万吨铁，时间二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就已提出改革计划管得太死，把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业的见解了。

——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上作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分析了高指标错误在认识上的原因，然后说：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 1959 年完成 3000 万吨钢，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 2000 万吨，又

在上海同意了 1650 万吨。如此等等⋯⋯”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饭’‘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 1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在著名的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郑重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他强调要好好总结经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他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 100 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正确估计国情国力，纠正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而得出的比较符合客

观世界的战略思路。由此我联想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从建国起，用 100 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和为实现这一目标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同志上述战略思路的继承和发展。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善于从自己的失误中学习，正是一个党成熟而伟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