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

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使我们的路线、方针、计划，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从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4 月，毛主席和中央察觉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发生“左”倾错误，非常紧张地先后召开了两次郑州议、一次武昌会议、一次上海会议，领导全党正“左”的错误。这回次会议我都参加了，给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即价值规律）的系统论述。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9 月上旬毛主由北京出发，路经河北省徐水县，对人民公社了实地调查。之后，又经石家庄、邯郸、安阳达郑州。一路上他到处询问公社的情况。他最察觉到“公社化”运动中有了“左”的苗头。是决定于 11 月 2 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先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五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他停在郑州的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说，噢！还是老人手。（9 月上旬，毛主席在邯郸的专列上就找这五个省委书记座谈过——作者注）又问，你们有什么新闻？⋯⋯接着他说，这次会议谈一谈人民公社问题、作风问题、生产问题、体制问题。相继而来参加会议的还有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陶铸等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的部分同志，最后小平同志也来了。第一天会议，陈伯达汇报。他提出要废除商品、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谬论。此后三天，省市同志汇报。会议期间，毛主席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要我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心读三遍。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11 月 10 日清晨，大家被突然通知到一个小礼堂开会。会议一开始，毛主席说，现在秀才要造反（指陈伯达的谬论），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我给大家开课，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用一整天时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逐章逐段地作了讲解。对于斯大林的观点，有肯定和发挥，也有否定和商榷。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同时，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从现实出发，在理论上展开了如下的系统阐述：

商品生产是个经济法则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由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由商品生产回到产品生产。现在有些人，对于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积极意义毫不估计避而不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严肃的态度。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

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使我们的路线、方针、计划，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国现在还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和巴西还落后。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有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商品生产呢？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这正是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之所在。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你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你就要剥夺农民。农民有三权：生产资料权，产品所有权，劳动权。你只要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调拨，就要剥夺农民这三权。现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团结几亿农民。只要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只要有商品生产，你没有人民币怎么行！

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公社要扩大社会交换，要尽量生产能和本地、本省、本国和世界交换的东西。公社不能“小国寡民”，要搞多种经济作物，要搞工业，扩大生产可交换的产品。农业人口可以减少一半，就地搞到工业中去。为什么要五亿人口搞农业？农业和工业要有一个大的分工。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

商品、工资、价值法则、经济核算、价格、货币，这些概念在目前阶段还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是为了消灭商品生产而发展商品生产，正如为了消灭专政而加强专政一样。

商品，如斯大林所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包括拖拉机）、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这样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斯大林把拖拉机完全由国营拖拉机站垄断，不卖给集体农庄。赫鲁晓夫不是把农业机械卖给农庄了吗？农庄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嘛！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上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在 1958 年 11 月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商品交换时，提醒大家注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是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个重大的修正。毛主席说，生产资料归根到底是制造生活资料的。他批评斯大林对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为了扩大积累，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扩大剪刀差，对农民竭泽而渔。他针对有些同志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否定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主张，明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并且还尖锐地指出， “一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二调”（无偿挪用生产队的劳力、物资）的“共产风”，是对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否定，是对别人劳动

的无偿占有，是对农民的剥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左”的修正主义。在 1959 年 2 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一中

心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政策上作了系统的阐述。在这次会议上，我汇报了会前我在洪洞县蹲点，目睹公社干部把富队的粮食无偿调给穷队，富队社员愤怒地群起阻拦以致相互殴打的情景。当时我对县社干部说，队与队之间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不能强行拉平，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消灭差别，正如毛主席说过的，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道理一样。毛主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并且他还强调说，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水平，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的过程，也是人民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这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仍然是而且只能是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归公社所有，即公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此外还有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而已，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即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不但有大型农业机械，而且有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这样经过若干年，即可在所有制上，由基本上队有变为基本上社有。

为了纠正“共产风”，毛主席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当我作为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向他汇报说到“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时，他非常敏锐地指点说，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毛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 14 句话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他还说，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1961 年广州会议时，毛主席曾回顾过去说，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比较正确

的。但是由于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在农村也反右倾，而没有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的决议，以致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的两个平均主义，只解决了“调”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平”的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仍然是人民公社问题。为了继续纠

“左”，这次会议产生了《关于人民公社 18 个问题》的文件。我在会议期间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山西县一级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14 句话”方针的情况的报告，他看了当即写了《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并且还在报告的六处写了批注。报告中讲到运城县五级干部会议宣布将公社扣用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全部算清退还，社员听到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以此实例证明，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提出的旧帐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在这段话的后面，他写了第五处的批语，

专门论述了价值法则。批语是：“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

（作者按：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应为一个县的公社

——作者注）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应为别的县的公社——作者注）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见附件）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了 1960 年 1 月间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刮共产风、刮浮夸风、刮命令风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如果不刮共产风广大干部就不会学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这一刮就学到了，就打了预防针，可以起免疫作用。今后刮共产风可能少些，但浮夸风、命令风可能还会刮的。所以对于刮“三风”，也要看到它本身的二重性，有教育作用。1960 年冬，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向华北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议过的关于向农民“退赔”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严厉地批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对农民的掠夺，使全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物质损失。毛主席再三强调一定要坚决彻底退赔，不这样做，就是恶霸。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同时他还提出从中央起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61 年 3 月，我们省委专门批转了闻喜县退赔的经验，使全省干部进一步认识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危害，决心破产还债。据统计，从 1961 年到 1962 年，全省

共退赔 3.174 亿元，其中公社退赔 1.174 亿元，占 37.3％，县以上退赔 2 亿元占 62.7％，其中由国家财政拨款退赔的为 1.365 亿元，约占县以上退赔总数的 60％。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主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而又有深远意义的独到见解。不仅对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而且据此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因而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在理论上、实践上没有一贯地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后来相当长时期，在一浪接一浪的“阶级斗争”浪潮中，任何谈论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毛主席的这些正确论述，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党中央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尔后，邓小平同志又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生

动经验，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毛主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正确论述，使毛主席当年所讲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城市和农村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特别是乡镇企业有了惊人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当年毛主席提出的要有半数农业人口就地搞工业的设想，在全国不少地方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沿海有些地方已超过了他的设想，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我想如果他能亲眼看到这个现实，该是多么高兴啊！

1991 年 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