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而且身体力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 40 条”）的形成， 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之一。

1955 年秋，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汇报会议。会议开始时，他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 15 条意见。

他说，这 15 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上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才逐步形成的。当时，这些意见还没有形成文字。在杭州会议上，他一面听取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一面指定几个同志组成文件起草小组，我被指定参加了这个小组。经过杭州会议，在 15 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条，形成了“农业 40 条”的前身——17 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大家回去亲自作些调查研究。当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征询农业 17 条的意见》中，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究竟是否可以全部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除了 17 条外，是否还可以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等等。

1956 年 1 月间毛泽东同志召集福建、安徽、山西、上海等 17 个省、市委书记，在中南海开了五天会议。这次会议前，他已找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议过一次，17 条已经发展成为 22 条。这次会议也同杭州会议一样，一面讨论，一面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后，由 22 条发展成为

40 条。

在会议上，我汇报说：“为加强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发展工农业生产， 山西从 1951 年开始，每年春节组织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活动，特别是 1953

年 12 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春节期间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后，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规模更大，效果更为显著，出现了许多工农相互支援的生动事例。”毛泽东同志听后很赞赏。他说：“这很好嘛！为什么不早提出来？要写进 40 条，你负责起草。”这就是 40 条的最后一条。

“农业 40 条”是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产生的。而它的实现，仍然要靠

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同样是全党的楷模。“农业 40

条”公布以后，他连续好几年都抓贯彻执行，而且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农村、田间，以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的精神，向有经验的老农和科技人员请教，并且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于 1958 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并以自然辩证法讲解了这八个字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共同促进增产的规律。从此，“八字宪法”就成了农民实现“40 条”的农业增产目标和提高科学技术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在 1958 年阴历大年初一的一次讲话中说：“写一个文件，没

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 40 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一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后来，在 1960 年当他听到有人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有不同意见时，认为有道理，就把消灭麻雀改为消灭臭虫。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是这样从善如流、集思广益、言传身教，使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全党蔚然成风。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 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强调讲了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 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还特别表达了他曾有这样一个心愿：“骑马从花园口到通天河，然后沿长江顺游而下，用三年的时间走遍全中国调查一番。”这寥寥数语，活现了毛泽东同志旺盛的求知欲和调查国情、振兴中华的雄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