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 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②。最初，每个军士受田 15 亩以维持生活。1365 年， 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 50 亩，给耕

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 25 年中，每年

都能生产约 3 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 100 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③

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④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 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 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①

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 15 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②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 200 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③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 16 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 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 剩下兵力的一半。①军官奉命出

② 这种体制是 1363 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23—24

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 287—288 页。

③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38—39 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36—37 页。

④ 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 52 页；戴乐：《卫

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39 页。

① 14 世纪末，共有都司 17 个，内外卫 329 个，守御千户所 65 个。至 15 世纪，内外卫增至 547 个，千户所增至 2593 个。1467 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 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 310 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 27—48 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46—47 页；查尔

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 34—35 页。

② 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 78 个卫，原有 38 万人，至 16 世纪初，只剩

5—6 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 1 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 39—43、56—57 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67—68、290 页。

③ “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 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 世纪的中国》，第 89—90 页。

① 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 217 页。

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②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③。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 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④。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⑤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 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⑥

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 1390

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 60 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①。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 世纪 40 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②。1547 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 1550 年兵临北京

②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53—57 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

1569 年卫所军士只剩下 1/4 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90 页。

③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 91—106 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 1472 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

1. 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85 页。

④ 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

《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 11—13 页。

⑤ 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 135 页。

⑥ 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 97 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 10 页；吉斯：《明

代的北京》，第 108—111 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 274—275 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 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 487 页。

① 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

古残部。但 1372 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 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 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 1387

年至 1388 年，派遣 20 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

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 2—10 页；匡顿：《游牧帝国》，

第 263—264 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 311—313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 61—63

页。

② 傅吾康：《15 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 82—88 页，及其《于谦》，第 95 页。已有学者指出， 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 57—62 页。

城下。③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 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 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④

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①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②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 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③

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 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 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 2700

名军官，到 15 世纪中增至 3000 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 48 万两。

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 16 世纪末，正规军已达 120 万人，仅基本开支——

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 2000 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

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 18 两，若在边地则外加 5 两，

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 1492 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

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 1500 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

③ 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 6、530、1304—1305 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 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 45—46 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

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 278

页。

④ 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 66—68 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 11—12 页；黄仁宇：《明代

大运河》，第 123 页；《明代人名辞典》，第 7 页。

① 《明代人名辞典》，第 6 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 137 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 80 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

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 1555 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 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 264—267 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 168、187 页；《明代人名辞典》， 第 1503—1505 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

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 9 页。

② 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 123 页。

③ 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 197 页。在 17 世纪的民间传说中， 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 318—320、412 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 年在位）将高丽的 176 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 蛇龙不斗 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 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 79—80 页。

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 公斤）值银 5 两。①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 年为 5 万两，1573 年增至 280 万两，1586 年又增至 360 万两。② 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 世纪 80 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 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 600 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 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 1200 万两，太仓储

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 1618 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 12 万两。就在这一年，

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 50 万两

赤字。③（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 300 多万两）。

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 年，加派辽饷， 税率约为 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④由 此额外征银 520 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 18 万军队和 9 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①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②。米价也不断上升。从 1520 年到 1620 年，米价翻了一倍；从 1620 年到 1644 年，又上涨了 20％

③。1630 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 但仍入不敷出④。

① 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 301—303 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 194—195 页。

② 16 世纪后期，有大约 50 万军士和 10 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 2 两。16 世纪 50 年

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 6 两；至 17 世纪初增为 18 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285—

290 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 43—44 页。

③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 40—42、55 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 750 页；黄仁宇：

《明代大运河》，第 280 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 112—116 页。

④ 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 5—6 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 163 页。

① 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 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 65 页；侯仁之：《马市》，第 309—311 页；黄仁宇：

《明朝的军费》，第 44 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 324 万两，粮 108 万担，马草 21.6 万捆，料豆 97.2

万担。弓每张需银 2 两，箭每支需银 6 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 700 条——而非预定的 4000

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 127—131 页。

② 如 1624 年，修建城墙 6240 丈（约 11000 公尺），敌台 321 座；1625 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

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 17 页，第五十五卷第 19—20 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 年间，明朝在同后

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 6000 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

158—159 页。

③ 米彻尔·卡蒂尔：《14—17 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

④ 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 5—6 页。1639 年 9 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 2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