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 1644 年 6 月 16 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 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①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 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②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③

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 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④他也是山东人，因而 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 年 8 月 13 日，他提交了一份有 39 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

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①几天后，即 8 月 21 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 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②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 36 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 16 名山东人士，

6 名直隶人士，9 名山西人，5 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 7 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

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 名山东人，3 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 1 人。③巴哈那与石廷柱都

① 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 2 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 282 页。

② 《贰臣传》第六卷，第 17—21 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 第 282 页。

③ 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 32 页。1649 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3 ：《翰林院》， 第 59 页。

④ 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 120 页。

① 王的奏折中有这 39 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 32—34 页。《清实录》

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 40 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 67—68 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 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 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 年， 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 14—15 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

② 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 19 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

③ 同上书，第 1 页。

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 1634 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④

沈惟炳所荐官员

籍

东 1,5

东 1,4

东 1,2

东 1

东 1

东 1,4

东 1

东 4

孙昌龄 吏部郎中 北直隶

续表

姓 名 明官职 省 籍

4

④ 《贰臣传》第五卷，第 21—24 页。李化熙（1634 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 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 年 9 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 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 21—24 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 1644 年 8 月 18 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 70 页。石廷柱早在 1622 年就降清了。1639 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 127 页。

资料来源：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 19—21 页。1.这些人也出现在王鳌永所荐官员表中（见前表）。

1. 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2. 在北京分别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3. 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顺治帝进京后被推荐的明朝文官。

4. 北京陷落后，其领土被占时投降的明朝文官。

多尔衮对大多数推荐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来在 1647 年被擢为刑部尚书。①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②谢启光为户部侍郎。③任濬也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为刑部尚书。④8 月 24 日，谢升受诏陛见，被召入本内三院为宏文院大学士，由此又迁至吏部尚书。⑤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该省赋税的建议，以此作为对整个山东地主集团的奖励。在 1645 年，多尔衮又同意了孙之獬的在较长时间内减轻赋税负担的请求。⑥

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 年和 1645 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 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①。在过

① 《贰臣传》第九卷，第 24—27 页。

② 《贰臣传》第九卷，第 21 页。

③ 《贰臣传》第六卷，第 32—33 页。

④ 任濬（山东 1624 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 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 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 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 33—34 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 1645 年 3 月 11 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 160 页。至于司法审判及

诉讼程序，见 1646 年 2 月 12 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 270 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

第 106 页。

⑤ 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 34 页；张其昀编：

《清史》第一卷，第 34 页。

⑥ 《世祖实录》第六卷，第 71 页。此令颁布于 1644 年 8 月 20 日。《贰臣传》第九卷，第 26 页。

① 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 年 9 月 10 日，有人建

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②

1629 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

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③因而， 1644 年 6 月 18 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④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 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①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

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②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③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 1646 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

了这年的科举，在 373 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 365 名，占 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④（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⑤

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 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 82 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 23—

24 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 111—115 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

第 9 页。

② 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 378 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 8 页。

③ 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 245—246 页。

④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 33 页。

① 《贰臣传》第九卷，第 29 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240—241 页。

② 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 18 页。

③ 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 1645 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 1660 年 6 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

背上的统治》，第 103 页。

④ 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 1 页。

⑤ 1645 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1646 年各省进士统计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 180—181 页。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

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①

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①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 1/4 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②

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

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 1 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

① 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 1 页。在 16 世纪和 19 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

了 208 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 906 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 28 页。据陈洪范在 1644 年 10 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

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 120 页。

① 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

② 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 16—21 页。

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③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 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 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①

③ 谈迁在《北游录》第 375 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 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 1638 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 1646 年，任命了

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 1644 年至 1645 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 32—33、42—43、93 页。

① 《世祖实录》第六卷，第 69—70 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