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佛教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们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其余四家都在南方,面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① 《旧五代史》卷 115《周世宗纪》。

① 《新五代史》卷 12《周本纪》。

② 《金石萃编》卷 123《正定府龙兴寺铸铜像记》。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镠被封吴越王,此后历五世 72 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吴越武肃王钱镠,青年时代信奉道教,后转而并奉佛、道,晚年则深信

佛教。据载,钱锣的奉佛与禅僧洪諲的活动有关:“初,諲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諲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日,好自爱, 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 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①为了收罗才学异人, 他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国师。”②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予高僧以优礼,他专为禅僧道您创建龙册寺,“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据传,当周世宗整饬佛教时, 他曾制 8 万 4 千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当时全国的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有德韶、义寂、延寿等。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的法嗣,当钱俶早年刺台州时,便已“延请问道”;嗣王位后,“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著名僧侣,曾被钱俶召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 钱俶又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次年又接住永明寺。

吴越佛教对以后佛教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三教合一的提倡。钱俶在为延寿

《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 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禅教二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为了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义寂奏请向各处搜求,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其后高丽僧谛观携带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使天台宗在宋初时呈现“中兴”之象。相对于北方诸国佛教重戒律和经义而言,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点,在南方诸国中也有普遍意义。

吴越对东南经济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在这个政权统治下,社会比较安定, 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钱镠晚年,招致台州禅僧师彦。师彦经“累召,方肯来仪”,最后以“寺仓常满”为由辞去。事实上,居留于“仓常满”寺院的禅师多起来,中唐以后南方禅师多隐遁山林的状况,至此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部分又回到了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政权还有闽。闽以福州为国都,对福建的开发和中外海

① 《宋高僧传》卷 12《庆诸传》附。

② 《十国春秋》卷 89。

上交通的开辟,作用良多,经济和文化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凡斋僧构刹,必请问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义存居闽讲法 40 余年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 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①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义存弟子也多得闽王礼遇,如师备在闽说法 30 年,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奏赐紫衣、师号。王审知子王延钧也奉佛,曾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②

南唐君臣更是酷好佛教,常为史家所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