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

晚清佛教在社会上已衰弊至极，但在文士之中，佛教义学反而出现异常活跃的气象。

汉魏以来，以文士身份学佛参禅、扶植沸教事业的知名人士，历代都有，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担译经刻经、建造寺塔等的施主；一类是研习和发挥佛教义理，调和儒释关系的士大夫。当然，在这些文士中间，不乏有逃避现世，不满现状，甚至与当局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自明万历前后，由李贽开始的士人将佛教当作观察世界人生和批判道学的武器，佛教义理成了官方儒学的异端，与腐儒们假道学之名进行排佛活动同时并存，形成两股截然相反的潮流，是此后中国思想史上颇足注意的现象。

明末政治腐败，加重了士人背离道学，向佛教的倾斜。及至明亡，抗清复明而又独具见识的士人，有相当一批归于佛教，如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均出家为僧：未出家者，也借佛教义学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方以智（1611—1671）、黄宗羲（1610

—1695）等。

清自道光，国家衰势已定。殖民主义的侵略，开始唤起民族的觉醒。一批先进的文人，也把佛教义学作为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龚自珍

（1792—1841）从佛教“业报”学说引申说道：“人心者，世俗之本”，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据此而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①这种不依靠“圣人”，而要求“众人”以自有心力创造天地的呼喊，无疑潜在着某种革命的因素。其后经魏源（1794

—1857）到康有为，尤其是谭嗣同、梁启超，继续实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之思，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居士佛教成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

与此相应，居士佛教对于佛典的搜集整理和义理的探究，也有新的发展。这类居士在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以彭绍升（际清，1740

—1796）最著名。他广读大小乘经论，信仰净土，撰有《屠士传》、《二林居集》、《行居集》等。晚清刻印佛经成风，郑学川在苏州、常熟、杭州、如皋、扬州等地设置刻经处；杨文会（1837—1911）则创金陵刻经处，影响尤大。

杨文会号仁山，安徽石埭县人。他由受学《起信论》、《楞严经》入佛， 募款重刻方册藏经和佛菩萨图像。光绪年间，随外交使团数次出国到伦敦、巴黎，结识日僧南条文雄（1849—1927）。回国后，与南条互相交换两国所缺佛经，刻印流通。光绪二十一年（1894），在上海会晤来自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1864—1933），对“印度摩诃菩提会”发起的复兴佛教运动表示赞同，又与日本、朝鲜佛教复兴运动相呼应，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的计划， 包括编撰佛教教材、创办学校、搜集和刻印佛经等，1901 年，他捐出私宅作刻经处；1908 年，在刻经处成立祇洹精舍，教授僧俗学生；1910 年开办佛学研究会，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随其从学者，除谭嗣同就义之外，居士欧阳渐建支那内学院，发展义学一途，尤以法相唯识影响于当时的思想界；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僧太虚与陈元自、章太炎等创“觉社”，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推动佛教西渐的主力；熊十力则另辟溪径，创“新唯识”论。欧阳渐弟子吕澂， 长期主持支那内学院，对当代中国的佛学建设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