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僧与摩诃衍

吐蕃佛教既受印度、尼泊尔的影响，更受唐和西域的影响。7 世纪下半叶以来，吐蕃势力重点向三北和三东扩张，与唐王朝的西部边疆和属地大面积的接触，有战有和，有杀掠俘虏，有经济文化交融。此中，佛教成了沟通汉藏人民相互联系和了解的重要纽带。781 年，唐德宗应赤讼德赞之请，遣良琇、文素二学问僧去吐蕃讲学，二人轮流前往，两年替换一次。吐蕃曾时断时续地控制着由长安经安西四镇、逾葱岭的佛教通道，对占领区的佛教采取保护和扶植政策，也强化了与仅地的关系。

敦煌是介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古城和佛教重镇。8 世纪下半叶由吐蕃占领，原唐瓜、沙二州僧统吴某继续留任僧统。据《吴僧统碑》文称：“圣神赞普，万里化均”，四邻广附，“佛日重晖”。时沙州（敦煌）有大禅师摩诃衍等三汉僧，奉赞普命至逻娑（拉萨），传播内地禅宗宗旨，“令百姓官僚尽洞晓知”，受到皇后没卢氏，赞普姨母及诸大臣夫人 30 余人的信奉①。据说摩诃衍“判佛教为顿门与渐门，并谓吾法易修，利益广大，其修供养礼拜等身语妙行不能成佛，唯全无所作乃能成佛耳。西藏僧俗多随之修”。寂护死后，禅宗更有所发展，“唯有吉祥音与宝护等少数僧人，仍依静命之教

① 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① 《顿悟大乘正理决叙》。

法而修”。①桑耶寺专门设立禅那部，说明禅宗在吐蕃的势力足以与密宗相匹敌。

摩诃衍自述本宗指归为“离言说相，离自心分别相”，同时又依《法华》讲三乘方便，凡属三归五戒十善，以至于一称南无佛、一合掌一低头，都看作是入道法门。因此，他既坚持不依经典，不重仪轨，不涉神通的自家传统， 也不反对采用其它修持方法，起码到拉萨以后，他是取和解态度的。摩诃衍的“顿悟禅宗”受到婆罗门僧的强烈反对，以为汉僧所授“并非金口所说， 请即停废”。赞普诏令双方“商榷是非”。此中问答条目颇多，中间婆罗门僧与某些大臣谋结朋党，有追随禅宗的吐蕃僧因此而捐躯殉法者。直到戍年

（794），诏命“摩诃衍所开禅义”，“任道俗依法修行”。

据以后的藏传佛史记载，这次密教与禅宗的辩论，在密教方面，是派人去印度迎请寂护的门徒莲花戒来吐蕃，作主要代表进行的。莲花戒（约 730

—800），以注释寂护的著作而知名印度，撰有《修道次第论》、《菩提心观释》等。在质难摩诃衍中，莲花戒认为，假如一个人全部放弃他的意识活动

（无念），仅仅通过“瑜伽”（特指禅定）去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他对自己说我将不想一切法，我将不要有一切思虑时，这已经是一种思想，一种念头。如果完全没有思虑（无为、无想）， 才是应该追求的最高目的，那么，只有丧失知觉能力的人和醉汉才最接近顿门的理想。归根结底，人们不可能通过无念无思无为达到成佛的目的。辩论的结果，摩诃衍一派失败，被迫向莲花戒献上花环，返回内地。赤松德赞下令，有关汉地佛教的经典禁止流通，不许吐蕃人学习禅宗教法。

有关这次密禅之争的记载，汉文史料比藏文史料要可靠一些，因为前者全是当事人的原始文件。但禅宗作为一个宗派，在西藏确实没有流传下去， 这不仅因为引禅师入藏的赤松德赞在这次辩论之后不久老死，而且由于禅宗那种放浪形骸、任运自在的风格就没有发展的足够土壤。虽然如此，禅宗的某些重要思想仍为藏传佛教所吸收。如后期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都含有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类思想。土官《宗教流派镜史》说：“心要宗（即禅宗），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葛举巴相同，即大手印表示之传承”。西藏密宗宣扬的“即身成佛”和禅宗讲的“顿悟成佛”，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价廉的“快速成佛”法。至于他们都以般若和唯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那就更加一致了。

赤松德赞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禅宗等讲修兼收并举，同时要求将龙树的中观论和一切有部的戒律，作为理论指南和行为准则。此时所译典籍，密教方面除无上瑜伽部，显教方面除《阿含经》类及部分中观论和《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上都已具备。这样， 赤松德赞由建造佛教寺院，剃度藏人出家，开始确立僧伽制度，广译经论， 讲学修行，引导佛教对外战胜苯教，对内解决宗派之争，为佛教在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信仰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