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金佛教

辽代佛教

兴起于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在耶津阿保机率领下，于 916 年建起了统一的大契丹国，947 年，改国为大辽，建都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作“皇都”（后改名“上京”）。

983 年，恢复旧国号，1066 年再称大辽国。其领域曾东起黑龙江口和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自克鲁伦河，南抵雁门关和河北霸县一带。1125 年被金所灭，前后 9 帝 210 年。契丹族的佛教，是随着契丹贵族逐鹿中原，与汉民族接触日益紧密而传入的。

天复二年（900），阿保机破河北、河东九郡，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在辽地建起第一座寺庙开教寺。契丹国建立后，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移植。918 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927 年，阿保机平渤海国（黑龙江宁安县西）后，“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安置由渤海国迁来的僧人。

936 年，耶律德光取得燕云十六州，改幽州为燕京（北京西南），走上封建化道路，佛教进一步受到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佛教在上京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圣宗耶律隆绪在位，辽进入全盛时代。汉文化实际上已成为辽统治层的文化，隆绪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统和二年（984），为其亡父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诏上京开龙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据

《辽史》记载，圣宗时期曾数次禁私度、滥度僧尼，乃至沙汰僧尼。这表明，当时辽境内佛教的急剧发展，已到了国家难于控制的程度。此后，兴宗耶律宗真更受具足戒，“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同时大量兴建寺塔，举行佛事供养，给僧侣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 20 人，以致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

到道宗耶律洪基，辽代佛教达于鼎盛。据载，他曾一岁饭僧 36 万，一日祝发

3 千，他还鼓励僧人搜集、注释佛典，自己也研习佛教教义，尤擅华严教旨。辽代王室贵族以巨额布施支持佛教的发展，直接影响平民对佛事的投

资，由此形成的寺院经济和社团组织，迥异于江南。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私宅建大吴天寺，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兰陵郡夫人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静安寺土地 3 千顷，民户 50 家，另有牛马钱谷若干。像懿德皇后一次施寺

13 万贯，也不算稀罕。此外，寺院领袖往往发动当地信徒组织所谓“千人邑社”，多方募集捐助，储备于寺。随着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如舍利邑、经寺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供灯塔邑等。这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外部扶植，一时显得十分强大，但由于缺乏自力更生能力，极易受到破坏。社邑的组织，加速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除了与宋一样的净土信仰以外，还流行炽盛光如来和药师如来信仰。传说观音菩萨被尊为契丹族的保护神。民间喜用佛奴为小名，如观音奴、文殊奴等。

辽代佛教诸派中以华严宗和密宗为最发达，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的研习重镇，代表著作有上京开龙寺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和五台山金河寺道

硕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决择》一书，表达了对当时禅、教互相排斥现象的不满，而以澄观、宗密两家的思想为指针，提倡禅、教融合。道硕的著作则进一步提倡显密统一，他说：“原夫如来一代教诲，虽文言浩瀚，理趣渊冲，而显之与密统尽无遗。显谓诸乘经津论是也，密谓诸部陀罗尼是也⋯⋯九流共仰，七众同遵；法无是非之言，人析修证之路。”

在显密统一中，对《释摩诃衍论》的研习最引人注目。中京报恩传教寺法悟为此论作《赞玄疏》等 3 种；燕京归日寺守臻著《通赞钞》等 8 种，志

福撰《通玄钞》等 3 卷。《释摩诃衍论》题为龙树著，筏提摩多译，实际上是对《大乘起信论》思想的密咒化，或者说，是力图把密教重建到《起信论》的哲学体系上，这与传统上以印度的瑜伽或中观为理论指导的密教有所不同。密宗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燕京圆福寺的觉苑，他曾师事印度的摩尼三藏，注释《大日经》，实际上发挥的是一行的思想。因此，从整个义学看，辽代佛教更接近唐代佛教。

辽代佛教另一重要事件，是《契丹藏》的雕印成功。它始雕于兴宗（1031

—1055），终于道宗（1055—1101），前后经三十余年，是继宋初《开宝藏》以后又一部完整的佛教大藏经。道宗以后，此藏的印本曾数度传入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