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兴起和繁盛

禅宗的建立

禅宗的形成，是整个佛教史上的大事。但后人的记述纷杂不一，异说多端。据早期文献史传记载，从禅思潮在与义学对立中兴起，到禅众形成为僧侣中的特殊群体；从禅众批量流动的生活方式，到群聚定居，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有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与北魏以来波浪式出现的流民问题息息相关。

传说的达摩一派禅师，自北向南流动，代表了隋唐之际禅众发展的主要方向。慧可门下僧璨已在南方活动，但形踪难详。至于僧璨的弟子道信（579

—651）先入舒州（安徽潜山）皖公山，再往江西庐山，最后定居蕲州黄梅（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一住 30 余年，聚众 500 余人，成为禅宗真正的发端者。

道信以双峰山为据点，在皖、鄂、赣临界地区的官民中间，产生过重大影响。杜朏的《传法宝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疗）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在这里，定居聚徒，坐（坐禅）作（劳动）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都是禅宗初期的基本特征。

在道信门下从学的著名禅师，多属先前天台宗的徒众。能够发扬他的成

① 《二程遗书》卷 18。

②

③ 《朱子语类》卷 94，卷 18。

果，终于使禅宗成为遍及全国最大宗派的，则是弘忍。弘忍（600—674）被奉为禅宗五祖，在道宣时已知名于世。他 7 岁奉事道信，后迁至双峰山东凭茂山，号称“东山法门”。玄赜在《楞伽人法志》中记述弘忍的特点，是“缄口于是非之场”，“役力以申供养”，“生不瞩文，而义附玄旨”，这依然是坚持道信的禅风。但他更有新的发展，尤其提倡“静乱无二”，“语嘿恒一”，“四仪（坐住行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静、嘿）贯彻到了日常“役力”生活（乱、语）中，改变了凡禅必坐的传统。所谓“役力”，与“作”一样，均指体力劳动言。日常劳动和与之有关的俗务， 被引进禅学内容，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到弘忍时代已经达到相当的理论自觉。

弘忍自我标榜他的信仰依据是 4 卷本《楞伽经》，所以一般也把他划在楞伽师的行列。他认为此经的精义，只能“心证了知”，所言则是“佛语心第一”。他又据《文殊说般若经》讲的“一行三昧”，认为只要“念佛”， “心”即是佛，所以他的“东山法门”也被归结为“一行三昧”。事实上弘忍对两部佛典的解释是十分任意的，目的在于排除向外求佛的传统教义，包括偶像崇拜、净土信仰、沉溺经教、着意修持等，从而把解脱的希望转移到自我内心的调节上。

弘忍的门徒难以确计，被认为能传其禅法的有 11 人，南到韶州（广东韶关），北至潞州（山西长治），西到资州（四川资中北），东到越州（浙江会稽），分布全国，各为一方师，聚徒传法，声震朝廷。其中法如和老安（慧安）在嵩山，声望极高，直接影响东京；玄赜在安州（湖北安陆），后入洛阳，被贵族禅师净觉一系推奉为师；智诜在资州，开成都净泉（众）、保唐一大禅系；神秀在荆州当阳（湖北当阳），名闻西京，后被推为禅宗北宗领袖；慧能在韶州，扎根山林市民，被推为禅宗南宗始祖。此外，被后人引为道信另一弟子的法融，在南京牛头山经智威、慧忠等的持续经营而成牛头禅系。

禅师们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如醉似狂的追随者，受到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官吏的普遍关注。以宋之问上表请迎神秀入洛为契机，武则天先后接见了以神秀为首的弘忍门徒，如老安、玄约、智诜、玄赜等，表示“东山法门”是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原本隐遁山林、自食其力的禅宗，开始由朝廷直接控制；一些禅师一旦成为帝师，随着就有一批贫困的禅众上升为富有的官僧。禅宗内部有了重大的分化，争夺禅宗正统，争夺官方承认和扶植的斗争激烈起来。

经过安史之乱，到唐中后期，禅宗内部已出现了宗派体立，争讼不已的状况。据宗密所收，殆且百家，有独特宗义者十室并为七派，这就是神秀门下普寂等北宗提倡的“拂尘看净，方便通经”，智诜所开净众寺金和尚一系提倡的“三句用心（指无忆无念莫忘）为戒定慧”；老安门下俗弟子陈楚章一系提倡的“教行不拘而灭识”；慧能门下怀让、道一提倡的“触类是道而任心”；慧能门下神会一系提倡的“寂知指体，无念为宗”；牛头法融门下慧忠、道钦一系提倡的“本无事而忘情”。此外，还有传说也是弘忍弟子的宣什一系（亦称“南山念佛门”禅宗）提倡的“借传香而存佛”。这些派系， 争刻碑铭，竞撰史传，各出语录，除了弘扬本宗教义外，主要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正宗地位。

到宗密为止，禅宗各家所述祖谱不完全一样，谁是禅宗始祖，就有求那

跋陀罗、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和菩提达摩四种说法。至于谁是弘忍嫡传， 弘忍并没有确定，后人则集中在神秀和慧能二人身上。①“南能北秀”大体反映了此后禅宗的主要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