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

17 世纪初期，喇嘛教已传至关外。清太宗（皇太极）开始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关系，互致问候。入关不久，顺治帝遣使去西藏问候达赖、班禅，达赖和班禅也派人到北京朝贺。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率班掸代表应请入京，清廷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有意让他成为藏蒙两地喇嘛教的领袖。回藏后，达赖五世用从内地带回的金银，在前后藏新建黄教寺庙十三所。康熙继位后， 继续遣使迸藏看望达赖、班禅，带去贵重礼品。1682 年，五世达赖死后，据有天山南北的蒙古准格尔噶尔丹，与掌握西藏政权的巴桑结嘉措相勾结，东图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北攻漠北蒙古。1688 年，漠北蒙古由哲布尊丹巴率喀尔喀部归清。此后，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册封，成为统治外蒙古的主要支柱。康熙三十年（1691），封章嘉喇嘛为“呼图克图”，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当西藏上层为争夺六世达赖职位而斗争不已的时候，康熙五十二年（1713），遣使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 为黄教树立另一领袖，以便分权统治。五十九年（1720）派兵两路进藏，册封格桑嘉措为达赖六世。次年，废除第巴职位，设立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雍正亦重视喇嘛教，他在即位的第三年（1725），将其前住的潜邸改为雍和官，至乾隆九年（1744），立为喇嘛教寺庙，成为国都喇嘛教的中心。在雍正、乾隆年间，喇嘛教在内地相当流行。藏密经籍的翻译也有所开展。

清王朝对藏地佛教的支持，是它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入关之前， 清统治者采用满、蒙联合的手段对付明王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清帝室根据满、蒙、藏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力图用喇嘛教激发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并通过喇嘛上层控制边疆地区，康熙曾说：“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赀，不知顾惜，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

①他明知愚惑无益，却还是多方扶植，目的就在“除逆抚顺，绥众兴教”②。

乾隆统一新疆后，对厄鲁特蒙古同样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这叫做“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乾隆在《御制喇嘛说》碑中更明确地指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番僧也。”

在清室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特别是在蒙藏和三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仅据藏地统计，乾隆二年（1737）属达赖的寺庙 3150 多所，喇嘛 302560

人，农奴 121438 户；属班禅的寺庙 327 所，喇嘛 3670 人，农奴 6752 户，总

计寺庙（属黄教的）3477 所，喇嘛 316230 人，所属农奴 128190 户。到光绪

八年（1882），黄教大寺庙 1026 所，僧尼 491242 人，加上其他派别的（包

括部分甘、青、康藏族地区）寺庙 25000 余所，僧尼 76 万余人，据估计，约

① 《东华续录》康熙朝卷 13。

② 《平定西藏碑文》，《清圣祖实录》卷 294。

占当时藏族人口的二分之一。至此，喇嘛教已经走到它的反面。按黄教戒律， 僧尼不得婚嫁；喇嘛一般不事生产，特别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藏族地区人口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极其严重的威胁，也危害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在蒙古地区，情况大体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