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海佛教概况一、中南半岛佛教1.安南与林邑佛教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 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 “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 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

—594），574 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 580 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 300 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 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 400 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1. 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 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 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 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 4 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 夹，1350 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 2200 余卷，由此可见 7 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 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