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①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也激烈起来，尤其是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以及 1900 年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于 1894 年 7 月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在

战争中失败，于 1895 年 4 月 17 日与日方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

湖列岛；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赔偿日本军费 2 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四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马关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增开商埠外，最主要的是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设厂。这就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敞开了大门，使中国不仅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投资场所。因此《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强和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日本通过战争和《马关条约》，从中国夺得的利益破坏了沙皇俄国企图独占中国东北的侵略计划。沙俄认为日本独吞辽东半岛有损它的利益，于是纠合法国和德国出面干涉，结果中国和日本于 1895 年 11 月签订了《辽南条

约》，中国以 3000 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俄、法、德三国以所谓“还辽有功”，首先在中国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租借地和向中国投资的激烈竞争。

俄国于 1896 年 6 月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日本如侵略中国和朝鲜土地，两国派水陆各军互相援助，战时俄国兵舰得驶入中国所有口岸，中国则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铺铁路直达海参崴，使西伯利亚铁路接到中国境内（即东清铁路，后来又叫中东铁路）。这个条约不仅使沙皇俄国取得了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的特权，还为俄军闯入中国的领土和领海敞开了大门。1897 年 12 月，沙皇又乘德国侵占胶州湾的机会，出兵强占了旅顺和大连，并于 1898 年 3 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长期占领旅顺、大连的特权，以及攫取了从哈尔滨至大连的铁路修筑权，从此整个东北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于 1895 年曾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向清政府要求在天津、汉口

设立租界的权利，但没有成功。于是它便在 1897 年 11 月出兵强占胶州湾，

迫使清政府于 1898 年 3 月与之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国，

租期 99 年，并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和开采铁路沿线两旁各 30 里以内的矿产。这样，整个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于 1895 年 6 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条约，取得了云南、两广的矿山开采权，并把法属越南的铁路接至中国广西境内。1898 年，在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时，法国乘机将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纳入它的势力范围。1899 年 11 月，又用武力相威胁，强租了广州湾，租期 99 年。

英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在中国夺得了最大侵略利益。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在华南和华北地区也有相当势力。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同俄、法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它以“维持均势”为名，兼施武力威胁，于 1898

年在华北强占了威海卫，在华南强租了九龙，租期 99 年。之后，英国乘日、俄争夺中国东北之机，又把西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 1898 年胁迫清政府承认“不把福建割让或租借与其他国家”，这样便把福建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美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就参与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活动。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它正忙于从西班牙手中抢夺菲律宾群岛。1898 年美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利用各列强为争夺中国而形成的尖锐矛盾，于 1899 年 9 月和 1900 年 7 月，两次提出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一）美国在承认各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要求“中国一切地方”向各国开放，实际上也就是对美国开放；（二）要求在“门户开放”的同时，“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共有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帝斗争波及全国。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维护在中国掠夺到的既得利益，帝国主义列强于 1900 年组织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义和团运动虽然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加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种种矛盾，中国暂时未被瓜分。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双方于 1905 年 9 月 5 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旅大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间的铁路，以及与租借地和铁路相关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从此，东北三省南部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出兵强占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并从中国夺得了一系列特权。

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路矿权的掠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争夺势力范围狂潮的同时，也疯狂地掠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和矿山的开采权。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掠夺铁路修筑权的竞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曾经形成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 1896 年至 1899 年期间。法国于 1896 年，从中法达成的协议中，夺得了将越南铁路展铺至广西龙州的特权；1898 年取得从越南边境老开到云南昆明的筑路权，以及北海至南宁的筑路权；1899 年又从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中，获得从广州湾附近的赤坎埠至安铺塘的铁路修筑权。俄国于 1896 年取得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满州里至绥芬河）的修筑权；1898 年从签订租借旅顺大连条约中取得南满铁路（哈尔滨至旅顺）的修筑权。德国于 1898 年取得从胶澳

（今青岛）经潍县、济南，止于山东省界，和由胶澳经沂州府（今临沂）、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此外，还取得了从天津至山东峄县（今津浦路北段）的筑路权。这一时期，英国夺得了山东峄县—镇江（今津浦路南段）、山西、河南—襄阳、九龙—广州、浦口—信阳、苏州—杭州—宁波的铁路修筑权，以及京奉铁路（今京沈路）的修筑权。日本于 1905 年，从沙俄手中夺得长春以南到旅大的铁路及其支线的特权，并从清政府取得安奉轻便铁路（今沈阳至丹东）的 15 年经营权，该铁路是它在日俄战争中擅自修筑的。

帝国主义列强在掠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第一个高潮期间，还取得了一系列修筑铁路的借款权。例如，芦汉铁路（芦沟桥—汉口，即后来的京汉铁路），由比利时出面，实际上由俄国和法国借款。之后，比利时又以芦汉支线的名义，取得了汴洛（开封—洛阳）铁路的借款权。沪宁（上海—南京）铁路、沪杭甬（上海—杭州—宁波）铁路、关内外（北京—沈阳）铁路和津浦铁路南段铁路的借款权被英国夺得。津浦路北段铁路的借款权归德国。正太（正定—太原）铁路的借款权被俄国夺得。美国则取得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取得了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改建新民至奉天（今沈阳）轻便铁路、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贷款控制权。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第二个高潮在 1912 年至 1916 年期间。1912 年英国取得广渝（广州—重庆）铁路包筑权；1913 年取得沙兴铁路

（沙市—兴义，广渝铁路的改线）及沙市—汉口、常德—长沙两支线和云大铁路（昆明—大理）的包筑权，宁湘铁路（南京—徽州—杭州—南昌—萍乡）和从南昌萍乡间的一点至粤汉线湘境铁路的贷款权；1914 年英国又取得广赣

（广州至南昌）、广潮（广州至潮州）两路的贷款权。比利时于 1912 年取得

陇海铁路（兰州—海州，原汴洛铁路并入〕的贷款控制权。日本于 1913 年取得贷款修筑四洮（四平街——洮南，今洮安）、长洮（长春—洮南）、开海

（开原—海龙）、海吉（海龙—吉林）和洮热（洮南—热河）铁路，1914 年在东北修建了所谓“中日合办”的溪碱铁路（原拟自本溪—碱厂，实际建至牛心台）。沙俄于 1913 年取得洮昂铁路（洮南—昂溪）的包筑权。这一年法国取得同成铁路（大同—太原—西安—成都）的包筑权，1914 年又取得钦渝

（钦州—重庆）、叙成（叙府，今宜宾—成都）两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派兵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5 年又要求烟潍铁路（烟台

—潍县）的贷款权。1916 年美国取得株钦（株州—钦州）和周襄（周家口— 襄阳）两路，沙俄取得滨黑铁路（哈尔滨—黑河—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的贷款权。

总之，从 1895 年至 1914 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共夺得了 59 项铁路的

修筑权与借款权，全长约 3 万多公里，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外，几乎

遍布中国各省。但列强所掠夺到的路权，并未全部变为现实。据统计，从 1896

年至 1911 年，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投资修筑的铁路为 3788. 5 公里，通过贷款

建筑的铁路约为 4171.2 公里，两项共计 7959.7 公里，占这一时期中国修筑铁路总长度的 88.4％。①

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中国铁路权利的同时，疯狂掠夺中国的矿权。据初步统计，1895—1912 年期间，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矿权的主要条款、协定、合同等约 42 项。它们从中国夺得了大量矿权，其中主要有：德国于 1898 年取得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以后又取得了山东华德和直隶井陉煤矿；俄国在 1898 年以后取得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的煤矿开采权，以及独霸了

初为中俄“合办”的蒙古金矿公司；英国于 1898 年取得关内外铁路沿线矿山

的开采权和山西、河南两省矿山的开采权和经营权（山西矿权于 1908 年 1 月赎回），1900 年霸占开平煤矿，以后又吞并了滦州煤矿；法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法续议商务条约》和《中法续议边界条约》，取得了在云南、广东、广西三省优先开矿的权利，1900 年又同比利时一起取得了京汉铁路沿线的开矿权；比利时还获得直隶临城煤矿的开采权；日本乘日俄战争之机夺得了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侵入了山东淄川、坊子、金岭镇和博山煤矿，东北鞍山铁矿、弓长岭铁矿，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金矿等等。

③帝国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19 世纪下半叶以后，现代运输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方便条件。1870 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国同欧洲的航程缩短了1/4，从而缩短了贸易周转时间和降低了运费。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电讯交通，也因 1871 年上海与伦敦间海底电缆的敷设而正式建立。上海同伦敦间 6 至 8 周的邮程缩短为几个小时，从而便利了外国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加以外国在中国经营的轮船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铁路的建筑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列强在 70 年代以后扩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了较大增长。以 1871 年进出口商品价值指数为 100， 1891—1893 年增为 219，1902—1911 年则为 702。但进口贸易的增长超过了出口贸易的增长。从 70 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逐渐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入超数额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进口商品中，主要是鸦片、棉织品和棉纱三项。鸦片进口的绝对数量虽仍在增加（如 1863 年为

50087 箱，1873 年 65797 箱，1883 年和 1893 均在 68000 箱以上），但是，由于中国国内逐年扩大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因此鸦片在进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棉纺织品在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则逐渐上升，尤其是187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外国棉织品大量涌进中国市场。1885 年以后，棉制品以占进口 35.7％而取代鸦片（占 28.8％）位居进口商品的首位。据统计，在 1863—1894 年间，棉纱进口值增加了 12 倍，各种棉布进口

值增加了 1.7 倍。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更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

1893—1911 年，棉布进口值从 4491 余万元增至 11653 余万元，增加了近 1.6

① 根据马里千等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891）》（中国铁道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7 页提供的数字计算得出。

倍；棉纱从 140 余万担增为 264 万担，增长了 88.6％。此外，其他进口商品，如粮食、糖类、煤油、火柴以及毛织品、铁和铁器等也有相当大的进口。但进口商品主要是消费资料，机器及大工业产品的进口，1903 年仅占进口总值的 0.7％，到 1910 年也只占 1.5％。

在出口商品中，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茶和丝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趋于下降。茶和丝两项出口值在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70 年代初的90％左右下降到 1900 年的 50％，1913 年的 34.4％。茶叶出口的下降更明显，

1885 年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 50％，到 1914 年降为 10％。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在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 1873 年的 92％下降到 1883 年的 88％，1893 年的49％，到 1910 年更降至 28％，同年，印度茶叶出口占到 34％。这样，中国茶叶的首位便由印度所取代，而退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丝的出口也曾占据世界首位，但由于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中国丝的比重逐年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丝的优势地位已经被日本所取代。

与此同时，中国的棉花、大豆、烟叶、皮毛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却不断增加。如棉花出口，从 1871—1873 年的年平均出口量为 8486 公担；

到 1891—1893 年，年均出口增加到 290417 公担。同期内，大豆年均出口由

57506 公担增加到 760522 公担。

中国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且农产原料（主要指棉花、茶、丝茧、花生、大豆、桐油、猪鬃、皮革、木材等）出口增长迅速。从 1873 年至 1910 年期间，农产品原料出口值从 286.6 万元增加到 2.32 亿元，增长了近 80 倍；农业原料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从 2.6％提高到 39.1％。①

④帝国主义扩大在华投资及其对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控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投资。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华各项投资总计约为 2 至 3 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多半由一些进出口商人独资或合资兴办，主要为商品输出服务。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获得在中国的设厂权及其他特权，在华投资迅速增长。1902 年在华投资总额（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为借款部分）为 8.13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企业和房地产投资）占 65％，间接投资（贷款）占 35％。到 1914 年投资总额增至 17.11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 66.3％，间接投资占 33.7％。

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遍及贸易业、运输业、金融业、制造业、矿业、公用事业等。1914 年的企业投资总额达 10 亿美元，其中贸易、运输、金融业占 48.7％。②

在贸易方面，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在华商行，1872 年为 343 家，1892 年增为 579 家，1913 年更增至 3805 家。③这些“洋行”通过各种贸易活动攫取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资本，便向航运、金融及工业等领域投资，扩大经营范围。例如，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怡和洋行投资经营 3 家码头堆栈、2 家保险公司、2 家轮船公司、1 家船坞、1 家银行和 2 家糖厂，投资总额达 230 万两白银，约占这家洋行总资产的近 30％。④在 20 世纪初，外国在华贸易方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2 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2 页和 60 页。

③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41 页。

④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8 页。

面最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纷纷侵入中国。例如，英美烟草公司（1902 年）、利华兄弟肥皂公司（1903 年）、英国的亚细亚煤油公司

（1913 年）、通用电气公司（1908 年）、美国钢铁公司（1909 年）、美孚石油公司（1894 年），等等。它们在中国广设分支机构，组成庞大的销售网。各国通过洋行及托拉斯组织，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数量急剧增加，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入超额急剧增加。据统计，1901—1913 年内的入超额为 1864—1900

年期间入超总额的 6 倍多。①

在帝国主义对华运输业投资中，主要是航运轮船投资和铁路投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得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一些在中国的外国商行，为了扩大其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极力向航运业扩张。自 1862—1881 年，在上海创办的外资轮船公司共有 7 家，其中资本最多、最重要的有 1862 年创办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872 年创设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和 1881 年建立的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旗昌公司在 1867 至 1871 年期间，垄断了长江航运和津沪沿海航线（北洋航线）的航运。1877 年，旗昌全部财产出卖给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后，太古和怡和两轮船公司便成为中国航运业中的霸主。此外，从 70 年代开始，俄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国的航运势力也纷纷侵入中国。中国的轮船航运业绝大部分为外国资本所操纵。据统计，外资轮船在华中外轮船吨位总数中所占的比重，1877 年占63.3％，1897 年占 76.8％，1907 年占 84.4％，1918 年占 77. 1％。②这时，外国在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除英国的太古和怡和公司之外，还有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帝国主义在华的铁路投资，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占运输业投资总额的 80％以上，列强们通过直接投资经营和贷款控制中国的铁路。

在金融业方面，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资本主义列强的金融势力进一步在中国扩张。甲午战争前，英国除已设立的丽如银行（1845 年）、有利银行

（1854 年）、麦加利银行（1858 年）、汇丰银行（1865 年）等外，又增设了德丰银行（1875 年）、大东通惠银行（1890 年）和中华汇理银行（1891 年）。法国在华除法兰西银行分行（1860 年）外，设立了东方汇理银行（1894 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于 1872 年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后，又于 1890 年成立

了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于 1893 年也在中国上海设立了分行。在所有这些银行中，英国汇丰银行的实力最为雄厚。外国银行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从 70 年代开始，又开辟了华侨汇款业务（大部分为汇丰银行所包揽），并插手通商口岸之间的埠际汇兑。此外，它们还经营存放款业务和发行钞票。许多官僚、地主和富豪成了外国银行的存户，据统计，在 1865 至 1894 年期

间，仅汇丰银行的存款就增加了 29.9 倍。①在外国银行的放款业务中，从 70 年代以后，除对清政府大量贷款（其中大部分出自汇丰银行），还通过对钱庄直接拆放，操纵中国金融市场，使上海及其他各地的钱庄日益依附于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各通商口岸畅通无阻。汇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从 1870 年发行的 171.4 万港元，增加到 1894 年发

①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5—336 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221 页。

① 洪葭管：《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学术月刊》1964 年第 4 期，转引自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9 页。

行的 1000 万港元。①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银行大批涌进中国。从 1895 年至 1913 年，先

后有 8 个国家在中国设立了 9 家银行和 56 个分支机构。②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中心银行，例如英国的汇丰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等，通过这些中心银行，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金融剥削网络。

总之，外国银行通过承办帝国主义各国对清政府的借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它们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操纵中国的外汇市价，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榨取中国人民的资金，通过放款支持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制造业方面，甲午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列强尚未在中国取得设厂权。但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非法在华投资设厂已达 192 家（其中 113 家是在 1871 年以后开设的），资本额近 2000 万元。绝大部分外资企业，是为对中国进行掠夺性进出口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厂和进出口加工工厂。这两项投资占投资总额的 3/4，即 1500 万元。③船舶修造厂，从 1843 年到 1860 年外资先后开办过 25 家，主要在广州、香港地区、上海地

区、厦门和福建地区。从 1861—1894 年，又设厂 41 家。进出口加工工厂，

是外国资本为在中国掠夺原料和推销商品而经营的。从 60 年代到甲午战争前

共开办了 50 家企业，主要有砖茶、缫丝、制糖、制革、轧花、打包厂等。此外，外国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还经营了一些直接销售于中国市场的工业企业，如食品加工、印刷、火柴、肥皂、制药、造纸、建材等。到 1894 年，这类企业有 62 家。①

甲午战争后，在制造业中，棉纺织业是外国资本投资的重要部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棉纺织厂始于 1897 年。在华开办的外资纱厂有英商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纱厂和杨树浦纱厂；美商的鸿源纱厂；德商的瑞记纱厂。日本帝国主义于 1902 年侵入中国棉纺织业，先后成立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九成纱厂和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资已超过英国资本而占据优势地位。外资纱厂资金雄厚，设备先进，生产效率高，纳税享有特权，因而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发展的障碍。在面粉业中，1897—1913 年外资面粉厂共有 49 家，其中俄商 41

家，几乎垄断了中国北方的面粉业。在卷烟业中，英美烟草公司于 1902 年侵入中国之后，在汉口、奉天（沈阳）、上海、哈尔滨等地设厂制烟，并在各地遍设代理行，形成庞大的销售网。为在华掠夺廉价原料，它还试植和推广美种烤烟，从而在中国卷烟业中确立了垄断地位。在造船业中，最大的英资耶松船厂在 1900 年资本为 111.9 万元，到 1913 年增加到 772 万元。德资瑞

熔船厂成立于 1900 年，到 1913 年其资本达到 104.9 万元。②此外，日本也在大连建立了造船厂。

① 参见《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9 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40 页。

③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 282—283 页。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 327—331 页附表。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上册，中华书局 962 年版，第 384 页。

在矿业中，外国资本所经营或控制的煤矿，在中国煤矿业中已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总产量上看，1913 年外资控制的煤产量近 714 万吨，占中国煤产（包括机械和土法开采）总量 1288 万吨的 55.4％。从机械开采煤产量来看，这一年外资所控制的煤产量占 93％。外资的开滦、焦作、抚顺、本溪湖、山东华德、井陉、临城七大煤矿的产量为 602 万吨，约占全国机械采煤量的

78.5％。其中，开滦和抚顺两大矿的产量（各 200 多万吨）占全国机械采煤的 54.2％。①外资还控制了中国的全部铁和铁矿砂生产（不包括土法生产的产量）。

在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家就在香港、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经营一些公用事业，如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气公司等。甲午战争之后，外资在城市公用事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和上海煤气公司。工部局电气处垄断了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电力供应。此外，20 世纪开始后，租界公用事业迅速发展，如 1902 年创办的法商上海电车公司，1903 年的德资北京电灯公司（后归属英资）， 1904 年的比商天津电车公司和英商汉口电灯公司，1905 年的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等。②

帝国主义列强的房地产投资，包括外国侵略者在租界范围内霸占的土地和教堂在广大城乡侵占的土地，1914 年的投资额是 1902 年的 2.7 倍。③

对中国政府的贷款（不包括庚子赔款转成的借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第二大项。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的 18 年间，中国共借外债达库平银

74622 万两（折合美金 55967 万元）。从辛亥革命至 1918 年底的 7 年间，共

借外债 83672 万银元（折合美金 41836 万元）。①借款条件非常苛刻。不仅利率高、实付打折扣，还附带政治条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关税和盐税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如 1913 年的财政预算中，关税和盐税约占收入总额的 50％。由于这两项税款用作外债的担保品，因此，关税和盐税的现款要存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由它们直接保管和监督税款收支情况。这样，帝国主义各国通过贷款，不仅攫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夺取了许多特权，而且还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破坏了中国主权的独立完整，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榨取了大量中国财富。同时，在客观上它也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⑤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 70 年代起便开始解体。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侵略的加强，加剧了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农村经济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随着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加剧，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23—124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上册，第 38 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43 页。

③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52 页。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90 页和 240 页。

转引自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上卷）第 410 页。

中国商业性农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生丝在世界市场上虽然遇到了日本等国的竞争，但是出口的绝对量仍在增加，1910 年为 14 万担，到 1919 年达到 16.5 万担。因此，各地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生丝产区主

要是江苏、浙江、广东和四川四个省份。棉花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据 15

省 100 县的调查，棉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从 1904—1909 年的 11％，上升到 1914—1919 年的 14％。①大豆主要产于东北，随着出口的不断增加而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到 1910 年占东北播种面积的 20％。此外，花生、桐油等随着出口的增加，种植面积也在扩大。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造成罂粟的广泛种值，1890 年前产量为 10 万担，到 1906 年猛增至 58 万担，据估计，种植面积约有 1900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约力 14％。1907 年后曾一度缩减，但在 1919 年后，又恢复到 1906 年的水平。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原料的结果，因此，这种发展实质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半殖民地化的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富农经济得以滋长，但力量微弱并具有半封建性质。

这一时期，农村手工业也日益商品化。其中手工棉纺织业表现最为典型。外国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手工棉纺织业受到很大冲击。洋纱深入内地、深入农村的大量倾销，造成一大批手纺业者失业，于是，农户买纱织布，洋纱织布业便发展起来。江苏南通、山东潍县、浙江平湖、河北的定县、高阳、宝坻等地发展为重要的手工业织布区。手工织布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洋布在沿海、沿江地区的销售也打击了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业。除手工棉织业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卷烟、榨油、麻布等也日益商品化。生产的商品化必然导致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从而在农村手工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家庭劳动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发展，脱离农业的手工作坊日益增多，并在手工业者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然而就整个中国农村来看，这种发展是十分微弱的。

在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获得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中国广大农民并没有因此而摆脱封建束缚的枷锁。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继续存在，封建地租剥削日趋加重。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大量土地被军阀、官僚、商人和地主所兼并，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日益增多。由于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微弱，破产农民不得不仍然留在农村，靠租种封建地主的土地为生。随着破产农民的增多，封建地租日益加重。再加上中央和地方的苛捐杂税，帝国主义对农产原料的压价掠夺，造成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农民生活每况愈下。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迫使中国农民展开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 1900 年爆发了伟大的义和团运动之后，农民的斗争此起彼伏，继续发展。

⑥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是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官办军事工业。它是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的头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维护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创办的。最早的军事工厂是曾国藩于 1861 年设立的安庆军械所。李鸿章于 1862 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在技术上依靠英国人的洋炮局。1864 年在苏州洋炮局（1863 年创办）开始使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15 页。

用外国机器。此后创办的军事工厂中，重要的有 1865 年李鸿章建立的江南制造局（于上海）和金陵制造局（于南京）；1866 年左宗棠设立的福州船政局

（于福建马尾），以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设的天津机器局等。到 1894 年共

设立了 19 个军事工厂。①

这种官办军事工业与过去封建时代的官营军事工业已不完全相同。工厂工人除一部分是调士兵充任外，大部分工人是招募而来，并实行工资制，因而已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但是它仍然具有严重的封建性。企业由清政府委派官僚统治，资金主要来自清政府的财政拨款，自己不计成本，没有利润以及由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产品一般不参与市场交换，由政府无偿地调拨给指定的军事单位，因此，企业的发展同企业的经营情况完全无关。经营管理十分腐败。此外，在机器设备、原材料的供应以及技术等方面，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然而，这些军事工业必竟是中国自己创立的最早的近代工业，这就在客观上为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

从 1872 年开始，清政府又举办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不堪负担军事工业的开支，“洋务派”不得不考虑吸收民间资本来创办一些“致富”企业，如轮船公司、铁路矿山等；另一方面，军事工业为获得原料和燃料的供应，也要求采煤、冶铁等民用工业部门的配合。到 1894 年甲午战争前，共创办了 19 个民用工业

企业，资本额达 1620.8 万元。②这些企业中包括中国人办的第一家轮船公司

——轮船招商局（1872 年开办）、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关内外铁路

（从天津经山海关向关外延伸，1894 年建成）、中国的第一座近代煤矿—— 基隆煤矿（1875 年开办，1876 年开始出煤）、第一家炼铁厂——汉阳铁厂（1890年正式开工建厂）、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 年正式成立，1890 年开始生产）、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总局（1880 年成立），以及开平煤矿（1878 年正式成立，1881 年开始产煤）、漠河金矿（1887 年建立，1889 年开工生产）、湖北织布官局（1890 年成立，1892 年开始生产）和纺纱官局（1898 年投产）等。其中，除少数企业是官办和官商合办外，绝大部分属官督商办。

这些企业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它们以私人投资为主，生产目的为获取利润，产品全属商品，均可自由招雇工人等等。但是它们还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企业实权均由少数“洋务派”的官僚大买办掌握，技术大权由洋人把持，企业还享有特权，实行一定的垄断经营，经营管理十分腐败，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然而，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官督商办企业曾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过示范和倡导的作用，促使 19 世纪 70—80 年代出现了一个投资创办新式工业的高潮。

早在 60 年代末，已有商人、地主投资于近代工业。到 1894 年，共创办

了一百多家民族资本工矿业，雇佣工人近 3 万，资本总额为 700 万元左右。

其中，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 54 家，①但是有不少企业中途夭折。民族资本企业主要分布在缫丝、轧花、棉纺织、机器修造、火柴、面粉、造纸、采矿等

①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 261 页。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93 页。

①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 313 页。

行业。其中，缫丝业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两地。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缫丝厂是于 1881 年创办的公永和缫丝厂。广州的第一家近

代机器缫丝厂是继昌缫丝厂，它是在 1872 年建立的缫丝工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器轧花业，最早于 1875 年在江苏奉贤出现，80 年代在宁波、上海也有了机器轧花厂。1894—1895 年上海开办了 3 家纺纱厂。1896 年宁波也建立了一家纱厂。火柴厂于 70 年代以后相继在广东佛山、天津、上海、重庆、

太原、广州等地出现。1894 年前，全国共有 12 家火柴厂，资本额为 40 万元。

从 1866 年至 1890 年，共创办了 12 家机器修造厂，主要从事修理外商船只，或生产缫丝车等，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汉口。1866 年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是在一个铁铺手工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为外商船厂打制机器零件。1869 年便使用近代车床，70 年代初使用近代蒸汽动力设备。它是我国最早使用近代机器设备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民族资本采矿业，主要是煤矿开采和金属矿开采。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开矿和经营管理知识，运输条件落后，运费过高等原因，成效甚微。

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官办军事工业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仍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和扩大财政收入来源，除对原有的军事工业进行扩充外，又新建了 6 家军事工厂。①官办和官商合

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也有所增加，从 1895 年至 1911 年共建立了 85 家，

资本额达 2929.6 万元。②其中，工业企业 39 家，所涉足的行业已扩展到造纸、印刷、制革、火柴、卷烟、水泥、陶冶、针钉、公用事业等部门，分布地区遍及直隶、江苏、浙江、湖北、广州、山东、四川、新疆等省；采矿业 46 处，采矿对象已从煤铁及个别金银矿，扩大到较多的金矿，以及锡、锑、石油等类矿产的开采。

民族资本工业，在甲午战后到 1913 年期间，共创办了资本在万元以上的

厂矿 500 余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压力，民族工业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数， 1904—1909 年为 50 家，而在 1914—1919 年间增为 90 家。民族工业的机械

化程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从 1913 年的 4.3 万匹马力，

增加到 1918 年的 8.2 万匹马力，增长了约一倍。同期内，机械动力也增加了一倍多。①

这个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绝大部分仍旧是轻工业，其中又以棉纺织工业为主。1894 年前，全国“商办”纱厂仅有两家，纱锭 4 万多枚。到 1913

年，“商办”纱厂约 18 家，创办资本 900 多万元，纱锭 484192 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棉纱、棉布的减少，刺激了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到1919 年，华厂纱锭增为 658748 枚。

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895—1913 年，全国增设的“商办”面粉厂为 53 家，投资额为 862 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粉外销数量增加，面粉工业发展显著，1912—1915 年面粉厂平均资本近 10 万元，1916

—1919 年平均资本增至 16 万元。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66—467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69—916 页。

① 参见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7 页。

缫丝业部门，在 1895—1912 年期间增设了 97 家工厂，资本为 1158 万元。

而在 1894 年前新式缫丝厂的资本仅 200 多万元。机器缫丝厂从上海、广州，扩大到了四川、湖北、辽宁等地。

这个时期，其他轻工业部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894—1913 年期间，民族机器工业无论工厂数或平均资本额，都超过了

1894 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五金工业有所发展，对车床的需

求增加，而进口车床减少，于是民族机器工业便乘机发展起来，从 1915 年开始向市场投放所制造的车床，并一度行销于东南亚市场。机器工业产品市场的扩大，促使上海在 1914—1917 年期间又新建了 59 家工厂。但主要业务是修理机器、装备零件。

这一时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发展起来。第一家银行是于 1897 年 5 月 27 日在上海宣告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4 年创办了第一家国家银行—

—户部银行（1908 年改为大清银行，1912 年又改称为中国银行）。1908 年设立了交通银行。清末民国初年，还建立了一批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地方银行。此外，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还成立了商办银行。例如，总行设在北京的信成储蓄银行（1906 年），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1907 年）、上海的四明银行（1908 年）、镇江的信义银行、裕商银行（1908 年）、北京的北洋保商银行（1910 年）、天津的殖业银行（1911 年）、上海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 年）等。这些银行在近代金融业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盐业银行（1915 年）、金城银行（1917 年）等。

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固然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有关，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各种投机事业，尤其是国家公债投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