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与佛教的统一

战后初期日本佛教处于低谷。侵略战争最终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各种灾难，由于日本传统佛教在战争中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人们对神社神道与佛教由信任转变为怀疑、甚至反感；加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以往民众与佛教寺院所结成的那种具有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的寺檀制度渐趋瓦解；而各教团之间原有的“本末关系”则在经济危机和民主改革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信教人口锐减，1946 年信教人口为 56.4％，不信教者达 43.6％；檀寺制度瓦解使寺院经济紧张，住持和僧侣兼做教员、公务员或经营其他事业的现象比较多见；各寺院纷纷与本山脱离关系，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1946 年 3 月，日莲宗大本山中山法华经寺脱离日莲宗成立中山妙宗， 7 月又有 120 座寺院脱离高野山真言宗创立空海宗，一时间日本的佛教宗派

由战前的 13 宗 56 派演变为 270 教团。

①体制改革。针对佛教所面临的危机，一部分有识有志的僧侣或信徒呼吁佛教改革其不适应新时代的旧体制，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日本佛教各宗的以青年佛教徒为骨干的改革团体，于 1949 年联合成立了全国佛教革新同盟，并广泛吸收在家信徒参加宗政机关，推进改革的进程。但是日本佛教的改革进程比较缓慢，直到 60 年代才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改变佛教依存于“家”的形式，而成为基于个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佛教。

这一时期佛教界的重大改革措施有废除宗教代表者与行政负责人一元化的旧体制，大多改为法主（厅主）与宗务总长（宗教行政负责人）分立；强化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扩大在家信徒对教团的发言权，并吸收信徒参加决议管理机关，实行僧俗一体的管理体制；注重社会实践，积极利用多种渠道传教等。如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同朋运动”顺应注重个性的社会潮流，以在家信徒为主结合成诸多“同朋教团”并以此构成教区的组织细胞，无论住持、僧侣，还是信徒，均称为会员，活动于寺院。本愿寺派的“门信徒运动”则致力于加强本山与信徒大众的同心同德，传教对象注重流入城市的人口，传教方式以人格接触方主，其第 23 代门主大谷光绍在位 49 年主动废除终身制、

让位于年仅 31 岁的大谷光真。

②观光寺院与多种经营。当代日本佛教寺院的经济来源变得多元化。国家虽然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不在经济上资助任何宗教组织，但却免征寺院和其他宗教组织的企业活动税，这就为寺院创造条件实现自养提供了方便。

日本佛教的重要经济收入是旅游观光。如奈良、镰仓、京都的一些历史悠久、或占有地理优势的名山古刹，随着中产阶级旅游热的兴起而走上观光寺院之路。

其次，在日本国力增强以后，檀信徒（施主）的捐献又逐渐构成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

第三，开展有偿性质的宗教服务，寺院举办丧葬仪式和法事活动的收入虽然多寡不一，但其总量却相当可观，占全国寺院收入的 20％以上（参见小室裕充《近代佛教史研究》）。此外，许多寺院还利用结婚、寿辰、企业开张等良辰吉日，制作发行纪念品等。

第四，出租寺院土地或建筑，有些寺院直接利用寺前土地开设收费停车场、或兴建公寓、餐馆、快餐店等营利性非宗教设施。

第五，寺院直接向企业入股投资，搞合作经营。如净土真宗佛光寺派本山佛光寺就持有光阳振兴汽车修理公司的股票。

③加强横向联合与对话。一般说来，没有分化也就无所谓联合。传统社会的一元化等级隶属关系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或迟或早总要解体，各宗教团体既是信仰团体、也是利益群体，必然要冲破旧体制的“围城”、自立门户以求生存和发展。然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共生于同一社会之中，其所面临的问题有些是独具的，但大量的却是共有的，并且大多是单靠一个组织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此，无论从组织内部还是从社会控制来说，都有加强横向联合的迫切需要。但这种联合已根本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摄与依附的关系，而是多元群体的协调发展。

当代日本佛教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分化冲击及优胜劣汰之后，又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1960 年，佛教派别已由 50 年代的 270 个减少为 167 个。实际上，横向联合的趋势早在教派分化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1951 年，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僧俗一体的全国性组织“全日本佛教徒会议”成立，其宗旨为“加强僧侣和在家信徒的联系与合作，推进全日本佛教的统一运动”。经过近 3 年的努力，于 1954 年成立了“全日本佛教会”（简称全日佛），包

括 60 余个佛教派别、20 多个佛教团体和 7500 个寺院。

其他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还有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全日本佛教妇女联盟、全日本佛教尼僧法团、在家佛教协会和日本佛教徒恳谈会等。

进入 80 年代后，日本佛教在横向联合与对话方面又迈出新的重要一步，即联合其他宗教发起了“超越各教间差异，求大同求合作”的合作运动（又称“同和问题”）。1986 年 6 月，“同和问题宗教教团共同会议”正式成立

（简称“同宗联”），佛教方面参加的有天台、真言、净土、真宗、临济、曹洞、时宗、融能念佛宗、黄檗宗等 9 个系统的 55 个教团。

④强化造福人间的社会功能。当代日本佛教“各宗诸寺竞相兴建规模不等的福利机构”，据 1987 年《宗教年鉴》统计，佛教界开办的医院现有 19 所，老人福利院、精神病患者与残疾人看护治疗设施及妇女保护设施等福利机构共 1085 所，而幼稚园、保育所等机构则达到 4256 所。

许多寺院一方面将本宗本寺保存的珍贵文物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开辟“宝物馆”、“博物馆”等，另一方面耗巨资兴建大型佛教景观。这些景观一是高大宏伟，如耗资 30 亿日元的兵库县“世界和平大观音像”高达 100

米；二是形成主次结合的建筑群，如高 73 米的石川县加贺市“慈母观音”配有琉璃光殿、梵钟佛堂和美术馆等；三是注重富丽豪华，如秋田县仙北郡的“金色大观音”高 35 米，全身镶嵌数万枚金箔，成为人们朝拜和旅游观光的新胜地。

当代日本佛教已将传统的寺檀关系改造为自愿的、与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以墓地和办理丧葬仪式为媒介的新型关系。寺院不仅保持寺院设纳骨堂与墓地的传统方式，而且扩展到郊外开发陵园，兴建富有永久性和神圣性风格与式样的墓地，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许多佛教教团在宗教服务方面注重与社会发展同步，贴近民众的生活与情感。他们或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影视、印刷等技术进行宗教服务，富士本愿寺还将信徒的生辰忌日输入电脑，准确有效地进行宗教活动，被誉为“尖端技术寺院”；或走出寺院在大千世界中做道场，利用集会、医院、咖啡店等场所进行教化，1987 年真宗大谷派证大寺在东京银座首创“法轮茶房”，迅速普及，现在“茶馆说法”已成为固定的传教形式。

日本佛教的这些变革使之富有现代感与生命力，其信徒人数不断增加， 1947 年佛教徒为 3674 万，1951 年为 4363 万，1961 年达 6696 万，1980 年增

至 8786 万，1987 年则达到 9294 万，佛寺 84380 所。参加佛教活动的人不仅

有 50 年代后期由农村进入城市、寻找依托的一代人，而且有 80 年代“开发自我”、“实现自我”的年轻一代。1984 年到东京浅草寺参加新年伊始参拜的人达 125 万人，全日本在三日内参拜的人数达 8100 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