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思想家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葁斋，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附近，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清之际湖南衡阳县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王夫之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达到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

明朝灭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他的著作被后人编为《船山遣书》，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各方面，其中成就最大的要属哲学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黄书》、《噩梦》、《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等。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地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

王夫之认为，宇宙间充满了阴阳二气，除此之外，更无他物，也没有间隙。虚空充满了物质元气，气弥漫无边际，细小无形状。由于人们目力看不见它，便说是虚空。其实虚空就是气，有形的物是气构成的，无形的虚空也是气构成的，有形和无形，不过是气的聚、散和显、隐而已。

王夫之进而指出，气不仅是普遍的，无限的，也是永恒的，只有聚散而没有生灭。他举例说：一车薪柴燃烧过以后，化作火焰、烟埃和灰烬，似乎原来的柴不见了，其实构成柴的各种物质元素仍然存在。

王夫之用这些实例来证明物质不会生灭，物质永恒存在，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猜测，而是用科学知识和科学实验的事实来证明的。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王夫之认为气是有理的，但理是气的内在规律，依凭于气，没有离气而独立存在的理。他批驳了程朱学派把理气分为气外有理、理主宰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从而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客观的现实世界中来。这就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

王夫之有着唯物主义的道器观。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的学说。器，指具体的、有形象的事物，与此相对的道，即道理，指事物的规律和原则。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即认为有个别才有一般，一般是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的。

王夫之说：道理是器的道，器却不能说是道的器，人们都会说，没有那道，就没有那器，却很少讲没有器就没有道。其实道是依器而存在的，“无其器则无其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情况。

他的道器关系论从理论根基上动摇了维持数百年的理学唯心主义权威，对后来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认为，变化是新旧不断更替的过程，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重复，而是不断地清除自身当中旧的死亡的东西，不断地推陈出新。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肯定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

但王夫之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绝对的动，相对的静。这样，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

在王夫之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客观世界就是因为不断地更新，所以才能有无限的生机。

像日月那样发出新的光辉，像季节那样春秋交替，永远鼓励新的生命。这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的理论思考，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夫之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认为主观认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注重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创造性地总结了古代知行思想，系统清算了宋明唯心主义对知行问题的歪曲，其思想达到了古代知行观的最高水准。

就人的认识来源说，王夫之认为，认识应该是“行先知后”。例如，人们对于饮食的认识只能从切身尝试中获得。就知、行而言，行比知更重要。知是依靠行，通过行表现出来的，行却不是通过知来表现的。

一个人去行某件事，证明他对那种事是有所知的，而他知道某种事，却不能证明他就能行那种事。行，包含了知，可以获得知、体现知，而知并不能包含行。知而不行，就不能说他已经行了。

这是王夫之知行观中最重要的思想，它说明了认识必须依赖于实践，只有实践才能使人们获得功效。

王夫之强调行的重要性，启发人们要重视现实，鼓励人们积极实践。当然，他所谓行，还是指个人的道德践履和行为，与我们所说的社会实践是有区别的。

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进化到高级，从野蛮进化到文明，不断变化发展的。历来的唯心主义者把尧、舜及夏、商、周三代看做历史上最圣明的时代，而认为后来则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倒退观点。

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去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他主张应该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做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他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夫之想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还不太可能，但他能看到历史发展中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鼓励人们去探索，这是很可贵的。

王夫之还研究了人性问题，他反对先天人性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他提出人性是日生日成的。人在初生时接受了天赋的理性，而这种天赋须靠后天学习、培养才能起作用，如果没有性的日生日成，那么随着岁月流逝，人会一天天忘掉自己本性的。

王夫之的“人性日生日成”理论批判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他认为，理、欲都出于自然，是由外物引起的，天理、人欲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统一，天理在人欲之中，离开人欲无所谓天理。今日之“欲”可能成为他日之“理”，今日之“理”也可能成为他日之欲。他主张满足“人欲”，反对压抑“人欲”，这在当时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

王夫之对于美学问题的论述，不但直接见之于他的文艺批评著作《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而且见之于他的哲学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

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

王夫之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经过审美主体的择取淘选的一种创造。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此外，王夫之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

1692年正月初二，王夫之与世长辞了，终年74岁。在探索振兴民族真理的艰难路途上，王夫之勇敢地战斗了一生。

他以异乎寻常的艰苦精神创立了别开生面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王夫之的哲学，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等各方面，博大而精深。他的哲学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宋明理学的终结，提供了封建时代哲学可能达到的最高理论高度和历史形态。

[旁注]

道器　“道”和“器”是我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发展观　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即发展观。王夫之的发展观核心并不是斗争，而是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事物在内部平衡被打破的时候才讲斗争，当这个事物处于相对平衡时，是不能强调斗争的。斗争只能使事物内部更加不平衡，此时谈发展就困难。

能动性　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与无机物、有机生命体、高等动物的能动性有别，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

美学　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王夫之吸收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精华，又批判地继承了道家和佛教的美学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易简、现量等美学观念，并将它们辩证地结合于其诗论、乐论和审美教育论当中，形成了一个充满辩证精神的严整的美学体系。

张献忠（1606年～1647年），字秉忠，号敬轩。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闻轶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阅读链接]

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矢志不渝。他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

在他71岁时，清政府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

王夫之虽在病中，但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清指清朝，明指明朝，王夫之在“气节与情操”“高贵与低贱”面前，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