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透长安

——纪录片《我们看到的日本》观后

钟辛

记起了那一帧条幅

一九七九年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我们在京都去拜会市长时，会见厅里一帧汉字书写的横幅，深深吸引了我。横幅上是五个大字“大道透长安”。去年春天，张庆鸿同志准备去日本拍片子。他问我在日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告诉了他那一帧条幅。现在他们摄制的影片《我们看到的日本》完成了。我在观赏这部影片时，又记起了那五个大字：“大道透长安”。

异国故乡

长安是中国的古都。中国封建时期两个文化最发达的朝代——汉代和唐代，都曾经在长安建都。因此，在日本当说到长安时，无异就是说的中国，说的中国古老的文化。大道透长安的“透”字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是表面的接触，而是长时期的互相浸润，互相渗透。影片可以看到：日本不少商店招牌是用汉字：日本的建筑，从皇宫、寺庙到普通民房，有些还保留着中国的影响；写着“中华料理”的中国餐馆、经营中国书籍和其他商品的商店几乎到处可见。东京的“北京老铺街”更给我们带来异国故乡之感。影片还向我们介绍了太极拳深入到一个日本家庭的情况；中国汉字书法在日发展成独具风格的艺术，小学生二年级起就习写汉字⋯⋯

通过影片我们同时也感觉到，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通过自己固有的文化来加以消化、吸收、改造而后溶入自己的文化。日本的文字最初是在中国汉字基础上形成的。但一经形成，就自成体系，与汉字迥然不同了。日本民间有些风俗习惯最初也可能是中国传去的，但一经在日本流传，就带上了日本的特色。如中国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在日本有的地方就成了“男孩子节”。象我们从影片里看到的那样，许多门前挂起了鲤鱼幡，亲友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地为孩子祝福。日本的茶道是很有意思的，虽然中国古代就有了象《茶经》（唐·陆羽著）那样的专门著作，喝茶也是寻常的事，但是象影片表现的那样，从烹茶到饮茶以及欣赏茶具等一整套的仪式，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虽然日本的茶道大师把中国尊为茶道的故乡，但实际还是日本自己的创造。影片在表现这些内容时，始终突出了友谊这个主题。

历史证实着友谊

中日两个民族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尽管近百年里留下了一段不愉快的记录，令两国人民都感到痛心，但同两国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相比，这毕竟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它冲淡不了埋藏在两国人民心中的友好感情，影片表明日本人民是尊重传统，尊重友谊的。他们对一千二百年前为中日友谊献身的鉴真和尚的尊崇就是一个例证。供奉在奈良唐招寺的鉴真塑象，被日本

视为“国宝”。每年只开放三天，平时不让人看。可是对于来自鉴真和尚家乡的亲人却是例外、经寺的主持同意，特为打开了大门。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缘在影片中看到了鉴真的真容。

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会了解，我国许多革命先驱，从孙中山到周恩来，都曾在日本从事过革命活动或是留过学。日本岚山诗碑上镌刻的周恩来同志的诗《雨中岚山》，对日本美丽的国土寄予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啊！我们还在影片中看到鲁迅、郭沫若、李大钊、彭湃以至廖承志等在日本留下的名字和记念地。

一双旅游者的眼睛

《我们看到的日本》是《漫游世界》系列影片的第一部。它对日本风土人情的描述，生动体现了在异国土地上漫游的情趣。影片没有面面俱到地表现日本，它只是用一双旅游者的眼睛在看这个国家。在有限的视野里，看到什么就拍什么，走到那里就说到那里。这种自然流畅的风格当然是经过了精心构思的。但当影片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却又宛若天成，看不到多少人工痕迹。影片从摄影到最后的综合处理都极力给人造成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如曾经是乒乓球世界女冠军的松崎君代的出现，就是在急急匆匆赶着去上班的人群中间。影片并没有为她的出场专门安排一个特殊的环境。影片遇到能用现场声音的地方，大都采用了现场声音，让观众直接听到被拍摄的人的声音。这不但提高了影片的真实感，也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影片中森本长老在鉴真和尚干漆塑象前，直接向观众讲话，他讲得是多么真挚动人啊！他说： “我已经侍奉他六十多年了，⋯⋯我总以为鉴真大和尚还活着，一切听从他的使唤。我对他的面部表情特别敏感，过去常有感到他半瞌睡的双眼中，总是含着思乡之泪。多少年来，我一直想让鉴真和尚回去看看他的祖国，他的亲人。前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当鉴真和尚的象安放在他的故乡扬州大明寺里，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了”。他真实的声音，深情的语言，是让任何外加上去的旁白，都会黯然失色的。这部影片的解说，运用了男女声对话的形式，它给影片增加了亲切和谐的色彩。王鲁彬、田洪涛同志虽然没有在影片中露面，但通过声音的造型，一对年轻夫妇在异国观光时，兴志勃勃的形象，好象就在观众的眼前一样。

同观众一起去发现

许多年来，在纪录电影的创作中我一直想要追求这样的一种风格：在影片中、作者是同观众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同观众一起去发现生活的。但我一直没有得到成功。而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日本》达到了这一点。这部影片不是居高临下地向观众灌输、而是同观众一起去发现⋯⋯。影片的创作者，从编导、摄影、一直到用自己声音去同观众见面的男女解说员，他们给人的印象不是给学生上外国地理的教师，甚至也不是一个职业的旅游向导，而让观众感觉到他们就是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旅伴；他们同自己一起眺望富士山壮美的山峰，同自己一起领略鲁迅笔下的上野樱花的姿色；或是同自己一起从空中俯瞰东京的森林一般的高耸的楼群，一同漫步在京都的古朴的、僻静的小街道上；一同去看望老朋友、一同去结识新朋友；一块儿交谈所见所闻的感

想；一块儿探索有关日本的历史、文化的知识⋯⋯这样，就把观众和影片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消除了，不知不觉地把观众引入了影片表现的生活情境。这是纪录片创作上的一个突破。第四届“金鸡奖”的评奖，也注意到了这部影片艺术表现上的这一特点。

这部影片的解说创作是很有特色的。从解说词到解说员的表达，都在向生活化和口语化方面努力。因而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甚至感觉这部影片的解说不是按照事先写好的稿子，一字一句念出来的，而更多的是解说员的即兴创造。这样就给人带来了现场感。如看书法家饭岛春敬写字的一场：书法家提笔凝思，笔突然跌落到纸上⋯⋯“唉呀，吓我一跳，我以为笔掉了哪！ “要的就是这个劲儿！”这，我想是一般的解说录音的做法达不到的。一般的做法是：解说员坐在远离银幕的录音室里，全神贯注地看着解说稿和信号灯。导演给一个信号，就念一段，根本顾不上去看画面；而这部影片的解说录音，据我所见，是把话筒摆在银幕前边，解说员手里拿着解说稿，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画面上。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说的情绪、快慢，都由解说员依据对画的直接感受自己发挥。这样就能更多地保持对画面形象的新鲜感，弥合视觉印象和听觉反映之间的裂缝。在这同时，我还感觉到这部影片的解说，还体现了纪录片解说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回顾三十多年来纪录片解说的发展，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起初，解说只有一个人说。也许是男声，也许是女声，以后发展为男女声混合说，一人一段。这样处理，多半是为了解决解说声音单调的问题。男女之间，只有不同音色的搭配、调剂，大多并没有语言本身的交流；再发展一步，两个解说员的声音有了交流，形成了对话。一问一答或是互相补充。到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批影片，它们的解说员不再是简单地把写在纸上的解说词用声音传达给观众，解说员本身成为了影片表现的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有具体身份、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在一九八三年的纪录片《春风从这里吹起》、《闹元宵》、《怀念蒋筑英》以及《我们看到的日本》中都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趋势。这些影片的解说并不都是采取了男女声对话的形式，但都显露了向解说性格化发展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日本》的解说创作，由于它同整个影片风格的给合，就显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