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民主的集中体现

王家龙

影片《乡音》问世之后，在全国反响强烈，不久即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就一部故事片展开如此广泛、深入的争鸣，各界观众站在不同的角度，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以及伦理观、道德观、家政观⋯⋯各方面进行评价、探讨，这种现象是建国以来不多见的。尤其这场讨论并非起因于某项政治运动，或听命于某位领导人的授意，而纯粹是人们对影片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揭示的主题哲理、刻画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影片的成败得失和创作者们的艺术追求等等有感而发，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这就益发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感到由衷的欢欣鼓舞。

关于《乡音》所引起的争论，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对影片本身的看法不同；二、对影片是否应被评为最佳故事片各执一说，意见不一；三、影片获奖后，对评选结果又产生出新的分歧。矛盾的焦点归结在对影片本身的评价上。因为没有这一条，就无所谓后两条；而后两条的分歧，究其实质仍是由对影片的看法歧异所引起的。

近年来，对较多的国产故事片均存在着争论，这本不足为奇，对电影作品见仁见智，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唯独对《乡音》的争鸣最为活跃，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翻阅全国各地的报刊，几乎都辟出版面、利用一定的篇幅刊登评介、讨论文章。而且涉及面之广，争议问题之多，也为历来的故事片所难以企及。

将大量评论《乡音》的文章加以梳理和归纳，可以列举出一连串对立的观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

影片的主题是否反封建，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影片是否富于时代感，或时代感鲜明与否；

影片对女主人公陶春是基本上肯定、赞颂呢，还是基本上持批判态度； 陶春这个人物究竟是妇女新人形象，可爱而可敬呢，还是封建型蒙昧女

性，可悲而可怜；

陶春的口头语“我随你”究竟如何理解；

其他如对木生、杏枝、叔公等人物，在具体分析中也都表现出差异；等等。

平心而论，承认《乡音》是 1983 年度的优秀影片之一，大概反对的人未必居多；然而牵扯到评选它的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支持者的人数恐怕不可避免地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即使是电影界的专家们，他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 观点同样存在着分歧。

本届金鸡奖评委们首先面临的现实是，“关于最佳故事片奖的评选，每年都有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但还没有一次象今年这样艰难，这样煞费周章。” 尽管“《乡音》是唯一一部以全票而获得评委会提名的影片”，但真正要推举它为“最佳”，意见却很不统一。以至“故事片大奖评选工作已进行到第六天”，它仍未能被“大家所公认或多数赞同”。评委们对于《乡音》的思想内容存有争议，“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有较大的分歧”，如“对于这部影片的思想深度和它的时代感，不少评委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影片的艺术处理，有的评委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等等。难道要空缺吗？显然不合适。

于是评委们先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不空缺提案”，继而又否定了“并列提案”，“最后，评委们根据‘金鸡奖’评奖条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几经淘汰，《乡音》终以微弱多数获得本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引文均见《学术·民主·争鸣——故事片大奖评选纪实》）几经淘汰四个字，道出了反复讨论、多次选举这样一个事实，可见评委会内部也决非铁板一块， 意见全都一边倒。同时，又说明《乡音》确实是在充分发扬艺术民主的学术空气中获奖的。

透过评奖纪实报道，我们还知道了一个情况：“关于故事片大奖的争论， 直到评选结果出来之后，在评委们之间仍未结束。”（见《电影艺术》1984 年第 6 期 32 页）不仅如此，事情后来还发展到夏衍同志也直接介入进来，于是高潮骤起，反响更烈，又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化，并给人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那是今年的“双奖”活动在济南举行期间，六月一日的上午，中国影协在珍珠泉宾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广东电视台一位女记者请夏公对最佳影片《乡音》发表看法。夏公早对这项评选结果持保留态度，但从未在公开场合流露过。当时，全场约三百名中外记者屏息静气，专注地等待着夏公回答。夏公讲话了，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个人意见，不赞成《乡音》获本届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接着陈述了理由：“作者的本意是反封建，但影片并没有达到反封建的目的——因为观众都同情那位女主人公陶春；而女主人公什么都听丈夫的，对的听，不对的也听，并且传给了女儿，是个三从四德的妇道人家的典型。”最后表示：“我如果参加投票，就投《廖仲恺》。不过参加评选的都是电影艺术家，我个人少数服从多数。”

一番即席讲话，顿时满座皆哗。身为中国影协主席和金鸡奖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的夏公，首次公开亮出了不同见解，显示出与评委会的分歧。很快， 他的谈话内容见诸于全国大小报纸，引起人们的议论。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在影坛内外广为传播，被大家誉为一段佳话。

德高望重的夏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它打破了领导人表态时的惯例，充分体现出艺术民主的作风。按通常考虑，在这种场合，一般是既要维护评委会的威信，尊重金鸡奖的评选结果；同时又要顾及可能给创作人员和评论工作者带来的影响、冲击。因此，举足轻重，势必慎之又慎。即使有不同看法，也往往设法回避，顶多点到为止，不会轻易表露，更不会采取和盘托出、公诸于众的做法。没想到，夏公破旧俗，真正做到敞开思想不隐瞒，畅抒己见不避嫌。

究其原因，是因为长期以来夏公虽然身居要职，掌管电影工作，但他从不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以平等的身分待人，愿意同大伙儿一块交流，彼此沟通，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正象金鸡奖主持者所一再申明的：凡金鸡奖的活动，不管是评选还是学术报告，每个发言的同志都不代表任何组织、任何部门，而只代表他自己；他的讲话只是一家之言。

从夏公即席发言的内容看，有观点、有分析，言简意赅，分寸得体。不但态度诚恳，表明是个人意见，决不强加于人；而且还讲究组织原则，个人少数服从多数。实事求是地讲，夏公对《乡音》获奖持不同看法，完全是艺术见解上的分歧，决不包含着其他；之所以公开表态，旨在通过一部具体影片的讨论，促使艺术探讨和民主空气更加活跃。这无疑带了个头，这个头带得好！必将鼓舞广大电影工作者继续坚持和发扬艺术民主，进一步推动电影

创作和理论研究，走向更大的繁荣。

以上是从夏公作为领导者这个角度来谈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都包括着矛盾的双方。因此，看问题、处理工作应坚持两点论、两分法。下面，还需要站在其他领导者、特别是被领导者的立场，补充若干意见。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干扰，“唯长官意志论”的影响根深蒂固，至今仍不可低估，只要哪位大人物就某一作品表了态，其他人就很难再讲什么了，除按统一的口径随声附和外，不便再公开唱“反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言堂”。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除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应以身作则、带头做起，发扬民主作风外，更需要广大群众“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独立进行思考和判断，旗帜鲜明地申述自己的观点；决不盲从、随波逐流，更不要察颜观色，看领导的脸色行事。

我们电影界的同志经历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的锻炼，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切体会到艺术民主来之不易，需要靠大家努力，共同来维护和发扬。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文艺政策大得人心、双百方针深入贯彻的大好形势下，为繁荣创作和电影批评，表现出艺术工作者的胆识和勇气， 敢于直抒胸臆，无所顾忌地包括同领导者一起来切磋艺术问题，交流思想， 开展学术探讨。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让我们通过一系列事实，感受、认识它所传递出的信息吧：

就在夏公表态的当天晚上，全国影协副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同志也应记者之邀发表了感想。她的观点与夏公针锋相对，她说道：“我听了夏公上午的讲话，我跟他的意见不一样。我支持《乡音》得奖。夏公说，他要是参加投票的话，就不投《乡音》的票；而我如果参加评选的话，那我是会投它一票的。”

《乡音》的主要创作人员，并不因夏公的讲话而紧张或动摇，他们从创作实践出发，对自己的体会和所持观点不受约束、局限，仍然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编剧王一民同志说，他很敬佩夏公开诚布公的率真态度；但希望通过深入的探讨和观众的检验，能使夏公理解影片的创作意图以及它的思想内涵。导演胡炳榴也表示欢迎不同的看法，他说：“对人物的理解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我并不感到惊讶，反而感到十分荣幸。这样不仅能够活跃空气， 也能促使自己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六月三日下午，珠影在济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夏公的批评意见， 胡炳榴坚持认为影片的视点有一定的高度，作者着意批评的封建道德观念， 是具有时代的特征的。缺点在于存在着一些失真之处，与生活尚有距离。

与此同时，在金鸡奖的学术报告会上，中年电影评论家蔡师勇同志作了

《评〈乡音〉》的专题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在思想、艺术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创作者的探索，也予以赞许。更令人感动的是，夏公得知蔡师勇的发言与他的看法相左，他不顾年迈行动不便，特地出席报告会，并从头到尾认真听取了发言，再次显示出领导者的博大胸怀以及艺术家的谦虚和诚挚。

六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争鸣文章，就夏公的意见进行了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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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几天时间，由《乡音》的评价而唱起了精采的“对台戏”。上自影协主席、副主席，下到影片的创作人员、评论工作者，分别以答记者问、

作报告等形式，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再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宣传开去，广大观众也纷纷开座谈会、写文章，从而造成了一个生动活跃的局面， 这就从一个侧面、一个特定角度反映出电影界的勃勃生气。

无须讳言，面对夏公的表态和热气腾腾的局面，并非所有的同志都抱欢迎的态度。君不见，袖手旁观者有之，将信将疑者有之，忧心忡忡者有之； 甚至个别人还颇有微词，散布冷嘲热讽。这并不奇怪。认识之不能统一，说明这些同志对正常的艺术民主还不适应、不习惯。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同志， 而且相信他们在事实面前，不会长久地无动于衷的。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 春风将吹遍每一个角落，使大地复苏，万木争荣。

由《乡音》而呈现出的新气象，颇使人们感到欣慰和振奋。无怪乎文学界有位朋友对此深有感触，不无羡慕地赞叹道：“电影界不简单，做到了艺术民主。”继而发问道：“你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答案不言而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文艺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保证了文艺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艺术民主得以发扬的首要前提。此外，靠的是领导带头。为此，六月九日的《人民日报》和六月二十四日的《厦门日报》，均专门就夏公的表态发表了短论或杂谈，称赞他做出了榜样，这正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最后，不可忽视的是， 广大群众切实发动起来了，都关心着电影，强烈希望电影尽快提高质量，都在为此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所以电影界才能够出现这可喜的局面。

综上所述，围绕《乡音》所展开的争鸣，无疑成为艺术民主的集中体现。愿艺术民主继续发扬，由此而促使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