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经验

“不管遇上怎么样的挫折，人的信心一定可以克服它。巴西八佰伴的成功是一个例子，跟着新加坡八佰伴的成功，再度证明信心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圣保罗市的几家八佰伴百货公司，都顺利开张营业。藉着在巴西得来的宝贵经验，使我兴致勃勃地有信心向太平洋的另一边展开新的尝试。

我准备着新加坡八佰伴的新计划。1973 年 2 月。

野村（Nomura）证券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替八佰伴作初步试探。

当时，新加坡发展银行正在建设一座大型购物中心。野村公司于是向银行方面打听，看是否可能用来经营大型百货公司。

其实，有意在新加坡投资的日本百货公司，还包 括高岛屋

（Tarkashimaya）、大荣（Daiei）及大丸（Daimaru）等几家，后来他们都打了退堂鼓，觉得新加坡仍然不是个可以安心投资的地方。理由是投资报酬率非常低。

发展银行建造中的购物中心，要抽取一成的营业数比如果年间营业额以35 亿日元计算，去了一成，等于没有了利润。

我委派二弟晃昌带领一个调查团到新加坡进行实地调查。他所得到的消息，也认为不适合开设八佰伴，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新中坡人的反日情绪高涨，使日本企业不得不小心行事。

当时，形势对日本企业界的确不很方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东南亚各国访问，曾经引起一连串的反日示威行动。

泰国大学生主张罢买日本货；印尼的反日示威演变成暴动，群众放火烧日本车及日本太阳旗，总之，连新加坡也变成随时可能发生反日示威的地区。

二弟带回来的调查报告，加上其他同业的退缩决定，使得在八佰伴海外发展策略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赞成去新加坡开设八佰伴。

负责巴西八佰伴业务的大弟和田尚己，认为二弟和田晃昌的分析很正

确，东南亚人民正在闹反日情绪，不能去冒险。尚己甚至主张说，如果有钱去新加坡开拓市场，倒不如把这笔钱投入巴西，开更多的分店更恰当。

但是，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只有我一个人主张去新加坡大展拳脚。

我说，新加坡的经济成长，是一个使人信心十足的因素。

进入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经济迅速成长，国民所得在亚洲国家之中也已排在日本之后，整个经济发展状况，跟早期飞跃成长的日本十分相似。

加上新加坡政治稳定，又是贸易大港及新的国际金融都市，我坚信新加坡是个潜能非常大的市场。

我亲自去了新加坡一趟。

投资巴西之前，我去巴西实地视察一番。同样的，在新加坡，我也要在市面上实地体验市民的生活及生意买卖习惯。

一下飞机，我便决定先去战争纪念碑参拜，司机说： “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牺牲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与英军在新加坡展开大战，过后造成无数新加坡人民无辜受害。过去的不幸，新加坡人民当然不可能谈忘。

向受害者的纪念碑参拜过之后，我住进香格里拉大酒店。在房间里，独自冥想，司机说“家父也是受害者之一”的那句话，一直在我的耳际重复着。我于是对自己说：

“日本人欠新加坡人太多了，今天，是偿还的时候了。为了新加坡的繁荣，日本人有义务尽一份责任。”

一返回日本，我就把投资新加坡的意义向八佰伴海外发展策略筹备会作出详细的报告。我特别强调说：

“过去，日本人在新加坡犯下的错，现在正好是偿还的时刻。的确，当地民众感情上仍然反日，那是因为日本人做了错事。八佰伴去新加坡开店， 要以新加坡人的利益为优先着想。凭这样的态度去新加坡发展，当地人民就不会反对。”

我决定去新加坡开设八佰伴百货公司。

资本以新加坡当地占 55％，八佰伴占 45％的方式会作，正式设立了新加坡八佰伴。

跟巴西的情形相同，日本八佰伴总公司决定组成一个新加坡八佰伴队伍，由左纳明、野未昌由两人担任董事，组成一个 8 人小队，去新加坡进行开设第一间八佰伴的任务。

当然，新加坡毕竟是东方国家，距离日本也没像巴西那么遥远。8 人工作队为了克服语言、生活习惯、商品来源、职员培训及其他商业消息的问题， 辛苦了好一段日子。由于新加坡已经有日本伊势丹百货公司，很多时候筹备工作都因此比当日在巴西八佰伴时轻松得多。

我给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八佰伴高层职员提出四项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