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章 女性的解放一座血染的纪念碑

12 跨越黑暗的代价

1. 游曦着男装的照片（1927 年）

1927 年 12 月 13 日夜晚，广州起义的枪声逐渐稀落。珠江北岸的天字码头前，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依然在战火硝烟中飘扬。旗帜下是一个与总部失去联系的女兵班。一位 19 岁的女战士，举起拼弯了的刺刀，向受伤的战友们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也要保住这面红旗！”敌人终于发现，守卫这个最后堡垒的是几个年轻的女人。“抓活的！”他们叫喊着，一窝蜂地拥上来。然而，他们万没想到，这是一群不甘屈服的女兵。指挥战斗的班长游曦是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员。她们一面与敌人举枪格斗，一面向后撤退。格斗声停止了，女生班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将游曦的遗体截成数块，放在码头上“示众”。

我们在昔日的战场上寻觅着，仿佛仍然能够听到那位 19 岁的女兵班长尚在少女青春期的尖嫩嗓音。

中国女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燃起了焚烧封建制度的圣火。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第一次，也是最坚决的一次向社会公开展示了中国妇女的独立人格。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姐妹？！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 我们已无法准确地统计出她们的人数。据现代中国历史的记载：为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先后牺牲的有近 3000 万人。这个数字中，有成千上万的女战士， 她们的牺牲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照片上，在纪念馆中看到“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些当年遍布井冈山的宣传标语。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这些标语许多是出自一个红军女战士之手。

她叫伍若兰，曾是湖南耒阳县女界联合会的负现人，1926 年的共产党员。她是耒阳政府通缉的要犯。罪状是：带头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组织宣传队支援北伐战争，领导打土豪，斗劣绅。1928 年 2 月，朱德、陈毅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到了湖南，伍若兰参加了中共耒阳县委领导的武装起义，随后，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了红军，后来与朱德结了婚。

她并非与朱德结婚才受人尊敬。她是红军中的书法家，也是闻名井冈山的双枪手。她经常身背两支手枪，手提一支毛笔，颇有儒将之丰采。1929 年2 月的一个清晨，刚刚起，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伍若兰，发现驻地附近的丛林中有异样的响动，“不好！被敌人包围了。”她报告了朱德军长，便带领身边少量的士兵投入了战斗。她的双枪左右开弓，敌人应声倒下。敌人的机枪对准了这个“重点”，伍若兰负了重伤，但她手中的双枪却没有停止击发。敌人从阵地后面冲上来将她按住，才发现这个奇特的对手是一名女子。重伤的伍若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当她清醒后，发现自己已被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

1. 向警予烈士，中国最早的妇女运动领导者，曾任中央妇女部长，1928

   年被俘，同年牺牲于武汉。

“她是朱德的妻子！”敌人从俘虏中得知这个情报，叫她供出红军内部情况和行动计划，供出当地共产党的情况。伍若兰一字一顿，痛骂和揭露敌人。她得到的是加倍疯狂的严刑拷打。2 月 12 日，遍体鳞伤的伍若兰被绑赴赣州卫府刑场处决。临刑前，人们从伍若兰虚弱的胸腔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红军万岁！”围观的百姓流泪了。行刑后，敌人把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放在竹筏上， 顺赣江漂下，“沿江示众”。

正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

人称那时红军的革命力量为“星星之火”，女红军更像火中之星。在井冈山，像伍若兰这样的红军女战士只有百余名。她们的牺牲往往比男人更为壮烈。在红军的历史中，本来有许多女兵的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们长久地被埋在历史的深处。

1933 年夏天，蒋介石委任刘镇华为“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调动军

队对红 25 军“清剿”。大别山区的群众被杀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从仰天窝

到毛草尖，几十里地方变成了“无人区”。红 25 军医院转移到鄂豫边界的仰天窝一带的深山老林之中。女红军战士周东屏与她的战友将十几名伤员分散藏在周围的山洞里，一名 17 岁的女护士在山里寻找野菜，不幸被敌人抓住了。

饿得皮包骨头的女战士被反绑在一棵枯树上，刺刀对准了她的喉咙。“说，伤员藏在哪里？” “你告诉他们，红军已经被包转了，让他们自动出来投降。”

年轻的姑娘，一声不吭。一阵阵的皮带抽打、脚踢，她昏死过去，又醒来，还是会么也不说。敌人在她面前架起了树枝，要用火烧死她，她仍然没有说一句话。大火燃起来了，火焰无情地吞噬着她的衣服、头发、皮肉，敌人听到的只是她惨绝的声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周东屏仍然清晰地记得山洞外皮鞭的抽打声、火焰的燃烧声和这个女兵的惨叫声。她说：“我的心都要碎了。要知道，她才 17 岁，生活对她才刚刚开始啊！”当时社会公行的道

德标准，并没有要求一个 17 岁的女孩子，选择这样的生存方式。119.何纯英，1927 年入团，1930 年春在汉口牺牲，年仅 18 岁。

120.1928 年 3 月，女战士陈铁军和她的战友周文雍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铁军凝视着和她生死与共的周文雍，高声讲演： “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得谈个人的爱情。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志们，永别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他们牺牲的消息和临刑前的合影照片，曾刊登在香港的几中日报和日本的《读卖新闻》上。

还是在大别山，女红军战士周淑英，带领群众坚壁粮食。敌人来了，她没能撤出，被叛徒出卖。敌人抓住她后，问她粮食在哪里，说出粮食的地点， 她就可免于一死。她没有说。她知道，粮食意味着战友们的生命。敌人割掉了她的乳房，又把她砍成几段，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

女兵和其他女性一样，她们是女人、母亲、妻子；她们有别于其他女性

的是，她们是兵，是战士，有的还是战场上的指挥员。1929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4000 余名敌人向女司令胡筠率领的游击队进攻。正当山头上弹雨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刻，指挥阵地上传来了婴儿的啼哭，胡筠的女儿在火线上诞生了。敌人的第五次进攻开始的，她被战友们用箩筐抬着继续指军战斗，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今天，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位女司令呢？讲到平江起义时， 人们也许会提到彭德怀大将军，而不会想到还有一位女司令胡筠。而正是她1928 年和彭德怀配合作战，才取得了平江起义的胜利。她也曾是黄埔军校最为活跃的女生之一，是当时少有的战地女指挥员之一。敌人一直扬言要活捉她，到处张贴她的相片，悬赏重金通缉她。在一般人的眼中，她是太出格了。不仅违背“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的古训，而且领导着一支以男人为主的武装队伍。她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刀下“鬼”。她于 1934 年 1 月牺牲，年仅

36 岁。

1. 女司令胡筠

女司令胡筠在阵地上生下孩子后，还可以坐在箩筐里指挥战斗，这一在今天不可想象的情景，在红军时期却算得上是一种“幸福”。而大多数女兵， 听到第一声婴儿的啼哭时，就马上要面临骨肉生死离别的痛苦。1936 年冬天，大别山区下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雪，碗口粗的树杈也被积雪压断了。到处是冰凌，到处可听到被雪压断树枝的断裂声。红军妇女排几十名女兵被敌人围困在这个冰雪的世界里。女兵张敏的女儿诞生了。

战友们既为她高兴，也替这个婴儿发愁。几十名女兵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嗷嗷待哺的婴儿饿得日夜啼哭。孩子的啼哭声随时会引来敌人。

孩子出生第六天的清晨，战友们听到张敏的呼唤，只见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女儿，衰弱的身子靠在山洞的石壁上，孩子安静地躺在她的怀里。

孩子被捂死了。敌人没有来。

排长袁翠明火了：“张敏同志，你，你疯啦？”

张敏埋着头，低声地说：“孩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可是眼下⋯⋯” 六天来，她总是沉默不语，孩子饿得哭，她也跟着流泪。她在附近找了

一个山洞，钻进去了。她说，万一被敌人发现了，不会影响同志们。女兵们轮流去照顾她，把找到的一点食物用牙磨成面糊喂给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姐妹们开玩笑地说，她是我们女兵排的孩子。

大别山的风雪中，女兵们挖了一个墓穴，为她们的孩子举行了“葬礼”。所有的女兵都哭了。

几十年过去了，张敏同志后来也因病逝世了。没有人记起那个在世上仅活了六天的女婴和她的母亲。

然而她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女兵“消灭”自己孩子的事，在战争年代，并不鲜见。

1. 项秦，从武汉撤退时被日军炸死。

2. 抗大女学员刘雅龄，在 1942 年 2 月日军扫荡太行山时牺牲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它向世界证明，红军是英雄好汉。但很少人知道，红军中的女战士是以怎样的毅力，怎样的牺牲翻越了那“千山鸟飞绝”的雪山；踏过了那“万径人踪灭”的草地。著名红军女战士、解放后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的蔡畅，在回忆长征时深情地写道：“我们的女战士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使许多健康的女同志得了妇女病，绝大多数女同志闭了经，有的造成了终生不育。四位女同志带着身孕上了路。行至贵州要分娩，为了赶上行进的队伍，只得忍痛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他人。在贫瘠荒僻的贵州山野，要找到一个能收养红军后代的人家都很困难。贺子珍同志的婴儿送给了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曾玉同志的婴儿伴着一张写在身世的字条，留在了一间没有人的空屋子里；而陈慧清同志的婴儿则躺在叫不出地名的山脚下⋯⋯产妇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营养，连心爱的孩子也不能多看几眼，她们那颗母亲的心该是多么难过啊！”

战争中牺牲了多少做母亲的女兵？牺牲了多少女兵的孩子？

1943 年 9 月 15 日，日军和汉奸出动了 4 万多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毁灭扫荡”， 被杀害的群众达 8000 多人。八路军女兵张力，怀抱着仅三个月的女婴，被敌人抓住。当战友们找到这位从北京参加抗战的大学生时，她身上的衣服已经荡然无存，全身被刺刀捅出的血已经凝固了。战友们顺着地上衣服和碎片和血迹找去，在老百姓的一口大锅里，发现了她的孩子，这个小生命已经被日军活活煮死了/

从印尼远涉重洋投身抗日的女战士李林，是雁北抗日游击队长，后任八路军 120 师骑兵营教导员。她因作战英勇而闻名敌后。敌人曾悬赏 5000 元巨款要她的头颅。1940 年，在日军“扫荡”晋绥边区时，她率领部队粉碎了日军八次“扫荡”。在第九次反“扫荡”中，她不幸负伤，当敌人喊叫捉活的时，她手执双枪，连续扣动扳机射向敌人。弹药绝尽，她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喉部，壮烈牺牲。当时，她已是怀孕三个月的母亲。日军用刺刀支解了她的遗体。

1. 印尼华侨李林

战争年代，即使九死一生做了母亲的女兵，在她们的脑海中，也有一块挥之不去的有关生育的阴影。

抗战女兵伊之的大儿子诞生在新中国解放前夕，与他先后降生的还有 7

名婴儿。然而，这 7 个孩子都没能成活。有的还没有睁眼就死在敌人的追杀中了。其中一位年轻的母亲精神失常了，部队每到一地，她就疯狂地用手挖土，一边挖，一边呼唤着婴儿的姓名。战友们谁也劝阻不住。她确信能在地下见到自己的孩子。她的双手挖得鲜血淋淋。其他即将临盆的战友，捧着自己的肚子，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伊之永远忘不了战友们是怎样在四面透风的破庙里，在行军途中的树坑里接生出她们的骨肉，又怎样流着眼泪掩埋了刚刚来到人世就迅速消逝的生命。永远忘不了那位精神失常的母亲鲜血淋淋的挖土的双手。她每每谈起，就像是经历一场恶梦。她说：“解放 40 多年了，我的那个孩子也快年过半百了。可我到现在都不曾带，也不敢带大儿子到当年的老战友家去串门。我怕她们看到我儿子后难过。我的儿子是幸

存者，而她们的孩子不在了，这是我永远无法面对的痛苦！”

125.1943 年大“扫荡”中，惨遭日寇碎尸的阜平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跃梅（叶曼之摄）。

女红军陈琮英虽然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红军第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的夫人，但伴随着她的是一串寻子的脚印和对离散骨肉的无尽思念。1928 年任弼时被捕入狱，陈琮英带着幼女苏民搭乘一辆运煤的火车去长沙营救丈夫。一路上天冷风大，煤灰和煤块不断地飞落到母女二人的身上，小苏民得了肺炎，发起了高烧。还没营救出丈夫，女儿就断了气。1931 年，红军突围西征时，他们又将刚刚出生不久起名湘赣的儿子寄托给老乡，至今下落不明。三儿子出生后，也同哥哥湘赣一样，寄养给老乡，至今生死不详。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是远志，出生不满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囚禁在上海龙华监狱， 待被中央营救出狱时，远志已经一岁多了；出狱不久，陈琮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她速去苏区。陈琮英只好把刚刚结束“囚徒”生活、年仅一岁多的远志寄养在任弼时的老家。当远志几经周折到延安见到她的父母时，已经 15 岁了。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父亲称她“大女儿”，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叔叔、伯伯们也都跟着唤她“大女儿”。多年以后，远志才从父母那里知道她并非父母的长女，她不仅有三个从未见面的哥哥和姐姐，而且还有两个永远不能见面的弟弟。而她的母亲陈琮英已经经历了 5 次骨肉亲情的生死决别。5 个儿女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啊！1950 年， 任弼时在弥留之际，还嘱咐陈琮英“湘赣的消息望继续去打听”。

解放后，车轮滚滚，陈琮英和很多在战争年代失去骨肉的女战士们一样， 一次次地重返战争故地，找寻自己的儿女。她们一次次地期待着与自己的儿女相见，又一次次地将眼泪撒在凹凸不平的车辙中。终于，陈琮英找到了收养儿子的老乡，得到的是一件儿子幼年的毛衣。她手捧这件仿佛还留有儿子体温的毛衣，流泪了。她竟找不出一句话对这个死去的孩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