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她们在入伍前没有姓名

中国的女性在过去没地位和没人格，是没有贫富之分的。我不仅读到的是这样的历史，更听到许多真实的故事。

一个 6 岁的女孩要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去生活。她哭了。她不愿意离开家，离开她的爹、她的娘、她朝夕相处的姊妹。她娘摸着她的头哄着说：“咱家女孩多，吃的又不好。人家没有女孩，很喜欢女孩，你去是到人家做女儿的。”她被人家领走了。一路哭，一路扭着脖子望着家，直到那条长长的路把她家的茅屋遮住了。

到了娘说的“给人做女儿”的家，她发现人家早有三个女孩呢。婆家的姐姐说：“你还不知道，你是给我弟弟当老婆的！”她又哭了。

从此，许多繁重的劳动落在她这个 6 岁的小姑娘身上。她要去砍柴，砍了不会捆，捆上又挑不起，这就要挨打。她要去打水，大盆的水端不动，也要挨打。

她要背比她大一岁的孩子，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了。

那个比她大四岁的未婚夫嫌衣服洗得不净，竟揪着她的辫子打。

没有法子，她只好逃回娘家去。可是，自己的亲娘也不得不打她几下，再把她送回来。

担任红二方面军组织部部长的李贞和她的警卫员杨德秀（1935 年）
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工农红军妇女代表团，后排左起：康克清、钱细、周月林、贺子珍、前排左起：曾碧、彭儒（1931

年）

她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她满肚的委屈，到哪里去申诉啊！

她只有和近处的几个童养媳在一起打柴、打草时，说上一场，哭上一场。可哭有什么用呢！她家姐妹 6 个，都是这样送给人家的。周围的女孩也是同样，有的比她的年龄还小。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岁月在她的眼里就像一幅没头也找不到尾的画，很小的时候，她看这幅画是有色的，渐渐地色彩暗淡了，几乎是一片漆黑。她上山背柴用的木挂钩都磨得发亮了。6 岁的小姑娘也长成 19 岁的大姑娘了。可她对外界仍然知道得很少。

一天，她的姐姐跑来悄悄告诉她，本地建立了妇女组织，是干革命的。她说不出“革命”的意思，但仿佛意识到这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一些改变。她去了。又从那里参加了红军，当了女兵，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以前，她只知道人家喊她“旦娃子”。

1955 年，新中授予的千余名将军中，她成为唯一的女将军。她就是李贞。

红军女工兵营长林月琴

李贞的传奇经历让今天的孩子们听来，已近乎天方夜谭了。然而“童养媳”这个女性屈辱的标记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印在女将军的覆历中。

要理解李贞，理解红军中的女兵，就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童养媳。因为它是造就这位中国女将军的最初的生命源头。

原以为童养媳是一个不复杂的话题。顾名思义，无非是像李贞那样在童年时期就开始给人家当媳妇了。可她们当年是怎么到人家去的，是来人接的？还是自己去的？顺手拿起电话给一位曾经是童养媳的女兵前辈打了过去。没想到，这个电话延续了一个小时，第二天又延续了一个小时。

终于明白，关于中国的童养媳制度是可以写一本书的。南北方、贫富家各不相同。怎么送去的都有，有一出生就让人抱走的；有几个月送人的；有几岁去的；也有十几岁去的⋯⋯普及的程度难以想象。

长征后红军部分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我出身书香门第，也照样做了人家的童养媳。那时候不把女孩子当亲

骨肉的，就像一块馒头，不想吃，一扔。”电话中的对方，已近古稀之年，

说这话已无脾气，但童年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她说，那天电话之后，一夜没睡好。童年的女孩一个个都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我伯母的弟弟的童养媳，每天都去我们那个学校找洗衣服的活，她的哥哥姐姐也在学校里读书，他们

见面都不说话的。也没有觉得脸面有什么不好的。童养媳嘛！可他们之间也不来往。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一件衣服也就几分钱呀。”

我们的关于童养媳的电话，像连续剧似的发展着，每一幕都令人意想不到：“你知道女孩被溺死的事吗？”

“知道，是放在水里溺的吧。”总算有了想象，水中的女婴，不曾挣扎就没有了生命的女婴。

“不对。是用尿溺死的。我们浙江有两种马桶，一种是屎桶，比较低，一种是尿桶比较高，大约有现在的茶几那么高，能装几十斤尿。大都是放在床后面的。产妇生下来，看是女的，不想要，当时就往床后的马桶里一按，用尿溺死。不是用水溺死的。那时也不知溺死了多少女孩子。想想，我算是幸运的。”

“打童养媳也是有专门的工具的。”这时的脑子已经近乎空白了。不得不放下电话去找笔，请她慢些说。

“那是一种用竹皮蔑成片绑在一起的东西。打在身上非常疼，不过只有外伤而不致内伤。打服而不打死、找残。日后还是自家的媳妇。我就挨过打，现在都忘不了那个滋味。”

“跑呀，为什么不跑呀？” “有跑的。我中学时的一个女同学就和老师私自好了，她可真是勇敢呀。

后来，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女孩，婆婆根本不照面，不理她。第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送人了。自己像半娼妓似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这样。到最后生了儿子，才把她接回家，承认了她。”

那个时代，每渴望自由的女孩子的心里都有这种沉甸甸的忧伤。16.红四方面军女炊事员帮助战士补衣服

当通第三次电话的时候已经是 1995 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了。“我又给你找到了童养媳的资料。”又是那个前辈。她如此认真。“你

知道肖望东吧。有名的将军。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女孩4 岁到他家里当童养媳，他参加革命走的时候，那个女孩还小，无法圆房，

但以后一直在家侍奉他的母亲，直到 1947 年他母亲病故，家里穷得没钱办丧事，她把自己卖了，买了棺材和寿衣，安葬了老人。这是个孝顺的童养媳把自己卖给了一个外号叫黑门神的男人。这个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直到解放后肖将军回家乡，才帮她与那个男人解除了婚约。这是发生在我们时代的事，不知怎么，看了这个情节，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个女人把自己当东西似的卖了。这事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像是明朝、清朝的事了。这篇文章在我这里，你什么时候来取都成。”

这是一篇美得动人的故事，也是一篇残忍得近乎自杀的故事。

人最惊讶的是自己。当把自己放大和延长了以后，就越发变得吃惊了。打开的电视机正在播放‘95 半边天’妇女专题节目，服装模特儿在变幻

的灯光下穿梭着⋯⋯

今天的妇女话题，已经根本不用谈童养媳了。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女红军李贞她们的故事。那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呢。

“当红军首先是争取一个做人的地位。”在罗荣桓元帅的府邸，他的夫人这样说。林月琴曾任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她今年 80 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战争对这位戎马一生的女军人来说，就像是在昨天。她的思绪被漫长的历史锤炼得清晰而有逻辑：“人，不是一个动物的概念。他（她）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选择的权利，而中国的妇女，到在长达近 2000 年的历史中，她们就似一具有血、有肉而没有思想没有选择自由的动物。”她仔细询问了我的采访计划。叮嘱说：“不要把眼睛盯着首长的夫人，以为身份就是代表。我们很多女战士从年轻到死，都是普通的人。是她们为我们妇女争得了做人的权利。”

1927 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又在江西的井冈山燃烧起来。部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这里，重新编制了一支武装，名曰：中国工农革命军，以后，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依靠这支武装，相继建立了江西井冈山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

走进山区的红军仍然继续传播着大革命时期的真理，他们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妇女组织，办识字班，宣传妇女翻身解放。当时不仅红军的各级组织中有女兵，红军中的女军官还兼任地方政权的妇女干部。中国女兵队伍在这些贫瘠山工的发展是以后各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出现了独立的女兵班、排、连、营、团、师建制和有相应职务的女军官。人数最多达到近万名。

红军战士康克清（哈尔多·汉森摄）

红军中，有相当数量的童养媳出身的女战士。她们有的是个别跑出来的，还有集体报名参军的。

林月琴形容当时的情景时说：一天，女战士刘百兴风风火火地跑进屋，兴奋地对我咕：“营长，张排长带回了一个连！你去看啊！”她一把拽着我便向门外跑。我出门一看，在夹道的人墙之中，张排长挺着胸膛、甩着大步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一群姑娘、媳妇。她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有的梳髻，有的扎着独辫子，还有的带着项圈和手镯，步伐不齐，可走得很有精神。这是一支少见的队伍，招来了满街看热闹的人。张排长是专为扩红去的。她去的地点是恩阳河。那天正逢赶场，街上人山人海，许多都是背着背篓来卖山货的童养媳。张排长往桌上一站，还没开口，有的老乡就发现她是个女红军。可有的人不信，便在下面议论开了。张排长听到他们的议论，就说： “老乡们，我是个女红军。”桌前的几个小媳妇看她的穿着打扮和头上的短发和男同志完全一样，怀疑地望着她，一面笑一面摇头。她弯下腰让她们看自己戴耳环的耳朵眼，她们这才信了。大家都对这位女红军发生了兴趣。她便现身说法：“乡亲们，姐妹们！我是湖北黄安人。我父亲给财东当长工，累病了，我 9 岁那年他就死了。到我 12 岁我娘又死了。我哥哥养不起我，就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和这里的童养媳一样，当牛做马，挨打受骂。红军一来，我就当了红军。在我们的队伍里，像我这样的童养出身的红军女战士多得很。如今，她们抬起头来，再也不受财东的剥削和公婆的打骂了。”她的话引起了在场许多童养媳的共鸣。当场就有十几个人报了名。到傍晚集合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当她领着她们回到德汉城时，全城都轰动了。我

们营一下子扩充到近 500 人。

红军时期的康克清与贺子珍

凡是封建社会给妇女打上的痛苦烙印，都可以在红军女战士们的身上找到。与林月琴搭档的妇女工兵营政委王泽南，是一个“裹小脚”的女兵。小脚，就是被封建社会歌颂的所谓“三寸金莲”。史载，妇女的小脚可分成五种十八式。当时不仅有这种无聊的划分，还有“纤纤春笋香”一类的男人颂扬小脚。缠足是妇女被玩物化恶性发展的标志，它不仅使妇女失去劳动能力，而且使之成为依附于男子的精神枷锁。封建社会衍生出多少缠足妇女，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幕幕缠足的惨景却令人心惊。10 只脚趾，硬要活活折断 8 只趾骨。这种人为的酷刑是要那些末成年的女孩来承受，否则，女孩长大了，那双大脚无论怎样缠裹，都不“美”了。当时大脚女人不仅终生受歧视，她们的婚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王泽南不顾一切地要挣脱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那时的工兵，与现在操作机械的工兵意义完全不同。那时的工兵，是工人和士兵的简称。既当工人，缝制军服，又当士兵，为前线运输口粮物资。红军没有汽车，牲口也很少，运输基本上是靠战士们的两条腿。王泽南一双小脚，翻越了多少沟壑，趟过多少山涧，跨过多少战壕，她自己也数不清了。人们赞扬她的奉献和牺牲。其实，她当时的念头很简单：再苦再累，终于像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