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在延安的黄土高坡，她跳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土风舞”

自从本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全世界到处可以看到黄皮肤的中国姑娘。到国外去，成为中国姑娘的时尚。

而在抗日战争的中国女兵队伍中，有一批来自海外的华桥同胞。

廖冰初到延安的印象颇令她失望。且不说从新加坡到香港在海上漂流了多少天，又从香港到广州再到西安一路风尘，她都可以忍受。打鬼子，抗日，能是轻轻松松的事吗！沿途，雨下个不停，当她和同学们到达目的地——延安陕北公学分校时，连衣裙已经沾满了泥巴，看不出颜色了。他们盼望着到了学校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男同学被分配到一个村子里了，她和几个女生被分配到三区队 37 队（女生队），带她们的人说，“到了”。她发现这也是个村庄，只是村名很好听，叫看花宫村。她四处张望：学校在哪里？！没有教室，没有礼堂，没有桌椅板凳。当然，也没有花。临走前，尽管她做了许多有关艰苦的思想准备，但与现实相比，显得格外苍白。最使她难受的是没有水。满身泥巴，没处去洗澡。她在新加坡时一天要洗两次澡，现在一个班10 个人，每天早晨共用一盆水洗脸。吃的馒头、小米饭爬满了苍蝇⋯⋯她拿着馒头不敢吃，也咽不下。晚上，她裹着满身的脏土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1938 年 7 月 23 日。

同学们担心这个“南洋小姐”能否坚持下来？

廖冰（中）经过吉隆坡时，与欢送她去延安的朋友合影（1938 年）
廖冰选择延安并不是偶然的。她身上负有的使命是双重的。日寇侵华，

激起了海外华人的同仇敌忾，她是新加坡马来亚文化协会的妇女部长，她们的口号是为民族求生存，为女子求解放。1937 年 3 月 8 日，新加坡《中华晨报》副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她的自传体散文《她更生了》，记述了她摆脱童养媳婚约，追求人生自由的坎坷经历。1938 年 3 月 8 日，她又作为新加坡怡保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的主席，提出发挥妇女作用，动员起来抗日救国，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尽自己力量的要求，受到妇女们的热烈欢迎。当她提出返回祖国、到延安抗日的筹划时，得到了怡保妇女互助会、《中华晨报》职员、印刷工人、中小学教师的响应。他们为这位年轻的女性筹集资金、准备行装。临行前，三哥赠言鼓励她：“把握住现实，在刺刀下认识人生。”朋友们有的用英文、有的用中文写词、写诗填满了她的纪念册。廖冰觉得，她身上负载的不仅是个人对祖国的深情，也是海外华侨对祖国的一片拳拳之心。从香港进入广州，她没有去看望年迈的父母，而是在日寇的飞机轰炸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战争中的列车，时走时停慢如蚁爬，她看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和流离失所的父老乡亲。她挤在北上士兵的队伍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牺牲自己，抗战到底。

廖冰与陕北公学华侨女生陈洁心（1938 年）
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在河边洗脸

女生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不是在礼堂，而是在老乡的晒场上举行，学生们席地而坐。这对从小在新加坡学习的廖冰来说，也是挺不习惯的。她是第一次盘腿坐在地上呢！但她很快就被那新颖的、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场面吸引住了。歌声此起彼伏，啦啦队十分活跃，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突然，目标转向了她，“欢迎南洋同志唱个‘南洋歌’，跳个‘南洋舞’！”“来一个⋯”“来一个”⋯⋯廖冰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对付才好，脸发红，心发慌。她从小个性很强，不愿意做的事，谁拿她都没有办法。但会场上的啦啦队仍在热情呼唤着她。这是一种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的热情。终于她那颗执拗的心被融化了。在热情的浪潮中，她唱了一首歌《告别南洋》，这是一首表达海外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决心的歌曲。场内的战友们合着歌曲的旋律，为她鼓掌、叫好。接着，她又跳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土风舞”。她发现同学们的热情一个比一个高，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风华正茂，都有一腔抗日的热血，在这里，他们的心是和她连在一起的。这是她在南洋所追寻不到的氛围。廖冰把这个激动心弦的场面，写信告诉了南洋的战友，后来，听说他们把她的信在新加坡怡保进步报纸作为陕北通讯刊登了。学校的华侨同学还成立了联谊会组织，主任是印尼归侨张国坚，他参加过长征，是分校政治部主任，给廖冰所在的女生队讲游击战争课，同学们都很敬爱他。副主任是泰国华侨朱瘦林同志，廖冰当选为秘书长。华侨同学有近百人。他们的学习课程有：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问题、游击战争、民众运动和军事训练等。

很多人从这里奔赴了抗日的前线。

据统计，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 3000 多人。

大批青年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她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新的落脚点和归宿。吞食妇女的旧制度随时都在威胁着她们，她们需要一个创造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团体和机会。新的价值观与旧的价值观随时在碰撞。即使是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女性也有一个重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过程。有不少人经受不住艰苦的战争条件的考验，又返回了原来的出发地。廖冰曾劝阻过她们，也为此惋惜过。

抗大女学员在进行军事训练

1939 年 7 月 20 日，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廖冰至今记忆犹新日子。中国女子大学在毛泽同志倡议下成立。廖冰被推荐为女大高级班学员。女大的校门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氛所笼罩。除了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还有当时国民党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的画像。国内外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特金、克鲁卜斯卡娅、多洛列斯、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的画像与革命母亲赵世炎烈士的岳母夏老太太的画像挂在一起，格外引人注目。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在摆有野花的讲台前发表了重要讲话“女人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他发表的著名预言“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被若干年后的革命实践年所证实。

中国女子大学的阵容是令人瞩目的。中央统站部副部长柯庆施任副校长，曾统帅红军女兵师的张琴秋任教育长。学校设置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问题、妇女运动理论、军事教育、医药卫生常识等必修课，并以会计、缝纫、新闻写作、外语、教育、戏剧、速记等职业技能训练为选修课。学校的招生简章分发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女青年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和统战关系介绍，穿越敌区，历经艰险，辗转前来。有的女青年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到 1941 年 8 月，学校发展为

13 个班，学生 1000 多人。

令廖冰难忘的是，1940 年 5 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的第二天，就到了中国女子大学。廖冰与陈先生的秘书李铁民的女儿是新加坡的同学，被介绍给陈嘉庚，他仔细询问了这位华侨女八路在延安的生活和所见所闻，并同在校的 20 多名华侨女同学进行了风趣而亲切的交谈。他望着一片片的荒山野岭和集合列队的学员问：“你们长年累月就过着这样的大兵生活吗？” 女战士们回答：“不这样训练是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陈先生轻声对廖冰等人说：“我担心你们在南洋小姐生活过惯了，来到这黄土高原，荒山野岭的地方经不住啊！”华侨女兵们坦率地告诉这位老前辈：“刚来延安时，是有些不习惯，还闹了不少笑话呢！”陈先生听了她们幼稚而可爱的往事，笑了。这是一群他从未见过的“南洋小姐”，她们有着他熟悉的海外背景和他十分陌生的士兵生活，与她们的见面、相识，使他增加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和同情，消除了他心中的种种疑虑。这不仅促使陈先生将他的巨额投资的天平开始向延安倾斜，华侨女战士更成为他晚年回忆录中的美好形象。

抗大四大队女学员在延安山沟学习文化
抗大女学员在拆洗棉衣

延安不仅有女子大学，有廖冰上的陕北公学，还有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它所有的学府都是向女性开放的。江南的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女生队里，也有华侨女生。

女子学校的创立，不仅为中国妇女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准备了人才，也为中国女兵和女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廖冰等四名女学员成为延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前身）的记者。以后，又转战到晋西北的抗日前线，参与了《晋绥日报》和《晋南日报》的创办和发展。

像廖冰一样，抗日的女战士们都视延安为她们的再生地。50 多个春秋过去了，她们提起延安还是那么亲切和熟悉。为抗战而放弃了高师女中的郝治平，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本想“打倒了日本鬼子，再回家乡开封念高师”，但一踏上延安的土地，就再也没想回家的事了。她说：“我被分配到抗大三大队，开始了新的生活。当天晚上，躺在刚垒好的炕上，只觉得身子下面湿漉漉、粘乎乎的。我起身翻开草垫一看，原来是没有干的泥全化了。这时脚上没有好的水泡和冻疮也来捣乱，又疼又痒，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猛地想起了妈妈，我毕竟才 15 岁。不知不觉泪水淌了下来。我问自己： ‘你不是要找共产党吗？怎么找到了反倒想起家啦？真没出息！’第二天清晨，起床号一响，我翻身坐起收拾行装，接着跳下炕要往外跑，谁知冻伤的脚一落地，钻心地疼痛，想跑也跑不起来。班长看我走路吃力的样子，心疼地说：‘小鬼，你年纪小，脚有伤，跑不动别勉强，等伤好了再出操吧！’ 这一说倒使我自强起来，我挺直腰板，立正报告道：‘班长，我的脚伤不重，跑一跑就好了，不信你看。’我故作轻松地迈步向队伍里跑去。我每天瘸着脚出操、背粮、背柴，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政治学习又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罗迈、成仿吾、洛甫、艾思奇等同志给我们讲马列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工人运动等，这些理论都是在学校时没有接触过的。他们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愤世疾俗的情绪，渐渐化为拯救社会的强烈愿望。我打开纸，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随后，又将名字‘宾儒’改为‘冶平’。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也决定了我至今还是一名女兵。”

郝治平在延安（1938 年）
中国女子大学学员在打草鞋
在窑洞前的抗大女学员，她们大部分成为妇女全国救护会的组织成员。
太行山抗大分校的女生连干部，后排左起指导员张文、排长、副指导员赤茜（郝治平）

（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摄于 1940 年）

这些学校中毕业的女兵们，不少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但在她们的回忆录中却极少提及学校中的女性教育及文化活动。这是为什么？她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女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是统一的，革命本身成为女性

解放的第一标志。廖冰是有机会并被领导指定过做华侨工作的，但她没有做。她说，那时革命的妇女应该到第一线去工作，而华侨工作被她认为是第二线的工作。郝治平说的更直接：“我后来随抗大到了敌后，曾改名为‘赤茜’。这是一种草的名字，它从根到叶都是红色的。我希望自己像赤茜一样遍体彤红而有生命力。”她也确如自己所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先在抗大女生连工作，后与她的丈夫罗瑞卿一起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其次，做男人做的工作，打破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也是当时革命女性的追求。而她们的性别，却在这种追求中，被她们“忽略”了。

女大学员薛明与贺龙、林枫、李井泉、廖汉生在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室门前（1942

年）
抗大女学员奔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