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红军看到国际艺术的“赤色舞星”

1931 年，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连续了发生两件盛事：第一所红军艺术学校——高尔基戏居学校诞生；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成立。创始人是两名女兵。她们是被称为“赤色跳舞明星”的李伯钊与她的留苏同学、黄埔军校女生危拱之。李伯钊任戏剧学校校长。学校设立了戏剧、歌泳和舞蹈班，还有一个专业性剧团——“苏维埃剧团”即原八一剧团。李伯钊亲任团长。学校先后培养了 1000 多名学员，为红军训练了 60 多个剧团。其中以红军一军团的战士剧社、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和五军团的猛进剧社最为活跃和出色。各个剧团的演出剧本大多数是李伯钊的作品，她写的《扩大红军》、《无论如何要胜利》、《工农团结》、《一起去抗日》等，都是苏区最流行也是最受欢迎的剧目。她作为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的创始人，既是编剧、导演和晚会的组织者，又是主要演员。

李伯钊的同学危拱之也是位极具魅力的女性，编剧、导演、舞蹈、歌泳样样拿得起，不能想象的是这位红军艺术家的双足竟是“解放脚”（即缠足后放开的，趾骨受损伤）。革命前，她第一次提出剪发、要解掉裹脚布时，大哥严厉地说：“谁要剪发、解掉裹脚布，我就砍掉她的头。”这个弹足的女孩子，在 1927 年勇敢地报考了中央军校，按照步兵操典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军校毕业后，她又挂着红色的牺牲带（被俘后自尽的武器），投入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她奋力挣脱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千里迢迢到苏联学习现代知识和现代艺术。从缠足到表演现代舞，不仅反映了危拱之心理的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妇女追求自身独立和解放的世纪性的跨越。

旧社会有“好男子不进赌场，好女子不进戏场”之说。女戏子是“艺妓” 的代名词。即使演戏，男女同台也不是正宗的。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组合中，越剧团是青一色的女性；京剧团是青一色的男性；著名的“四大名旦”，都是男人。如果女子能登台演京剧，中国戏剧史上，很可能就没有梅兰芳了。

李伯钊在延安（1939 年）

红军中的文化女兵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她们追求的艺术却堪称“摩登”。当时话剧刚从西方引入中国，被人们叫做“文明戏”，它的对象也只是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县级以下都看不到。李伯钊、危拱之们在红军中普及和创作现代艺术的速度，在艺术史上应该是个奇迹。

红军演出的现场富有天然的戏剧性和创造性。舞台是就地搭置的，幕布是用被单拼接的。松枝是他们的灯光；一支口琴就是全部的乐队；连演出服装都是自己改裁缝制的。演员没有化装油彩就用炭代替；没有胭脂就用红纸蘸水模拟。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削弱剧团演出的效果。他们创作的反映部队生活的节目一拉开帷幕，台上、台下顿时融为一体，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当李伯钊和危拱之表演从苏联带回的《红军舞》、《海军舞》、《乌克兰舞》

和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巴黎墙下》等舞蹈时，全场一下子轰动了！只听过山歌小调，看过活报旧戏的苏区军民，第一次看到了“国际艺术”。他们的演出成了中央苏区文化生活的盛事。

李伯钊（左四）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柳圃青（左一），张琴秋（右四），
沈泽民（右二）等（1927 年冬于莫斯科）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看女兵的演出，是享受；女兵的存在，对那些浴血奋战的田战士来说，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是一个真实的、未加任何修饰的红军女宣传队员在长征中过雪山的记录：‘过雪山时，凌晨 3 点，队长和

指导员就把我们叫醒，部队 5 点动身，我们必须提早到显要处塔鼓动棚。时值初夏，我们身上只有一件单衣。这里居民稀少，找不到吃的，更找不到烈酒、生姜等御寒的物品。队长、指导员要我们每人找了一根木棍，把能穿的、披的全部拿了出来，待寒冷时裹在身上。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布，让大家把脚包上，套在草鞋里。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一些辣椒，熬了一锅椒汤，我们热热地喝了一顿，便带上锣鼓、竹板子上路了。来到山下，气温骤降，地下的雪冻得硬梆梆的，木棍着地发出‘咚、咚’的响声。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脸上、身上冻得像刀割，我们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也无济于事。越往上爬，空气越稀簿，呼吸越困难，有的想坐下来喘口气，结果坐下去就再没有起来；有的停下来，远处一望，雪光刺目，眼前发黑，一头栽到地上，再也没能起来。看到这情况，队长、指导员马上组织我们拿出锣鼓，在路边给部队加油，提醒大家，按军部要求，不要停步，不要抬头看，不要坐下来。军领导的总结起了作用，我们的鼓动也产生了效果。一队队的红军战士，从我们身边开过。接近山顶，暴风更狂，呼吸更难，大雪像棉花团一样落下来，不少人走到这里，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双腿一软，就跌进了峡谷。为了给部队鼓劲，我们又在风口上设立了宣传站：‘加油啊！前边就是山顶了！’‘谁英雄，谁好汉，雪山顶上比比看！’风雪中，我们激情地唱起了《少年先锋队队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高山缺氧，本来呼吸困难，再加上憋气一唱，我的鼻口流血，胸口像塞了棉花一样难受，但我仍然鼓足力气唱下去：勇敢向前/稳着脚步/高举革命红旗

/⋯⋯看着我们这些体弱的幼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动，红军战士都很受感动，特别是那些有病的同志，看着我们激动地点点头，拼尽所有的力气，向山头爬去。”她，就是后来当了八路军 115 师电台台长的，红军中年龄最小的女兵王新兰。每一个从她身边走过去的红军战士都会记得她。

31.危拱之（1949 年）

红军剧团演出的《红色机器舞》（埃德加·斯诺摄于 1937 年）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历经 12 个省市，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在人民的心间。红军中的女兵更是举世瞩目。1936 年巴黎《救国时报》曾刊登记者杨定华写的通讯，从《从甘肃到陕西》，记者写道：“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回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着

绑腿，佩着手枪，雄赳赳的，又引起她们的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她们家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她们家里去了。因为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儿怀疑态度，所以向女同志‘实行检查’⋯⋯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明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这些‘实行检查’的农妇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们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之间更亲切的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万里长征的女战士确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

《统一战线舞》（埃德加·斯诺摄于 193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