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从“文小姐”到“武将军”

在这支抗日的知识女性的军事集合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她们以其独有的反叛精神和文化素质影响着这支队伍。

中国社会发展到本世纪的 30 年代，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一般都能享受到教育的权利，缠绕女性的“童养媳”制、“缠足”等已对她们不构成威胁。但重男轻女仍然是社会风气的主流。

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中，有一个倍感压抑的女子，她因身材矮小、瘦弱而受母亲的冷落，家里每个孩子在寺庙里都有一个“寄名符”，唯独没有她的。8 岁那年，一位堂姐关心地问：“告诉我，你一顿吃几碗饭？” 这个简单的问话，对她来说，就像一道复杂的算术题，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她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知道怎样说，母亲听后才会满意，才不会生气。如果不回答堂姐的话，母亲知道了也会给她气受。她转着眼睛回答：“不知道！”就跑掉了。她幼小的心灵中，在反抗这种命运的不公。渐渐地，她长大了，上学了，她发现像她这样的“诗礼之家”，几乎都有一个如“出气筒” 般的女孩子，穷苦人家的女孩就更凄惨了。以后，她考取了燕京大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了一个读书会，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的洪流。日本人追捕她，组织上找她说，你不能姓林了，你必须改姓。她改名换姓投奔了八路军。她的反叛，带动了她的两个哥哥也参加了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她先做了很多首长们的“先生”，教授中级班的文化。至今，一位高级干部还念念不忘他们的这位文化教员呢。以后，她一面教书，一面在《子弟兵报》当编辑。还当了《荣臻小学》（现八一中学的前身）的第一任校长。她不知道，就在她秘密加入地下党的时候，她的孪生妹妹，已经先她一步，在江南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活跃在前线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她说：“我那时并不真正懂得阶级这个词，我感受到的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我内心充满一种反叛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也是非常勇敢的。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讲抗战一定能够胜利时，正是我们抗战异常艰苦的时期，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能够活着回北京。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把一切都想好了，学位、名誉我都不要了，我就是要抗日到底，为民族牺牲一切。” 她贡献给民族的不仅是青春，还有她的第一个孩子。

她不愿意讲她的姓名，她说，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女学生太多了，自己只是尽了一点微力而已，不足挂齿。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女战士。左起：张茜、罗伊、陈模、楚青（陈毅摄于 1940

年春）。
新四军女战士与战地服务团女同志一起演唱歌曲，右二起：王于耕、李珉、周纫慧、张茜（1939

年）
新安旅行团小队员（张爱萍摄于 1944 年）
新四军三师八旅女战士，左一为邓六金（张爱萍摄于 1942 年）

1904 年 10 月 12 日，湖南临澧的一家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23 年后，她用丁玲这个笔名创作，写下了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发表后，好似在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震惊了”。

1936 年，这位中国当代文坛著名的女作家，历经艰辛到达延安，毛泽东曾关切地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她的回答就是三个字：“当红军。” 女作家的选择，同她的作品一样，同样新鲜得令人震惊。毛泽东告诉她：“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她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军旅生涯。

如果人生是无数个选择的集合体，丁玲的机会应该比一般的女性多，事实也是如此。但她却选择了当兵。我们沿着她的生命轨迹，寻找那个属于必然性的链条。

丁玲在延安（1938 年）

丁玲的幼年，也有一段如林氏姐妹般辛酸的回忆。她 12 岁的时候，弟弟不幸夭折。家族的人都来哭丧，一位族人竟当着她的面说，“可惜死的是弟弟，如果是滨之（丁玲的小名）就好了。”这句话像刀似的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一生写了大量的反映妇女生活和命运的文学作品，最初的冲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的丁玲（前右二）、康克清（前左一）、与总司令朱德（后右三）、副总司令彭德怀（后右一）、左权（后左一）（1938
年）

丁玲的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英国戏剧家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挪拉，那是个反对家庭压迫、追求自由的女性。挪拉出走后到哪里去？易卜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留下了引人深思的戏剧悬念。20 年代，丁玲写了绝望的梦珂，写了郁闷的莎菲，写了痛苦的苇护，她与这些在中国出走的“挪拉” 们一起思考和挣扎。“悄悄地活下去，悄悄地死去，”她说，“这是一种苦闷的东西，寂寞的东西，我都厌倦了的东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还没有把握的⋯⋯”她没有停止对光明的探索，她仍然在写穷学生、小教员，写乡下姑良、热恋中的少女，写这些找不到出路的女性，如何成了生活、命运、感情的俘虏。她带着她们的痛苦，参加了上海的左翼作家联盟。刚投身革命的丁玲，就遭到了打击：她的丈夫、青年诗人胡也频及柔石等 23 名革命者饮弹龙华⋯⋯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到湖南老家，就开始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2 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作品由关注个人的命运，转入探索和关注民族的命运。1933 年，前进中的丁玲，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秘密绑架，她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 3 年。狱中的丁玲仍然顽强不屈地写作。她像关注自己一样，关注着中国“挪拉”们的命运。1936 年，丁玲参加红军，已经不是对人生道路的试探，而成为她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道路的必然。

延安用简单也是隆重的礼节欢迎了这位远方来的赤子，在一间大窑洞

里，为她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来了。丁玲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很快，她随红军去了陇东前线。脚打泡了，她学战士的样子，用根线蘸着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行军。部队宿营，人们忘了她，她就住在马号里，通夜通夜听着马嚼草；有时住在伙房，常常半夜里弄火煮饭。1937 年，丁玲陪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又问她：你还打算做什么？她回答：还是当红军。她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政治部任副主任，她还搞不懂自己的管辖范围是什么。她到了被称为连队“救亡室”的士兵俱乐部，战士们问她：“你会吹口琴吗？”丁玲摇摇头。她没有感觉尴尬和难堪，她把自己融入到战士们之中，熟悉着从来不曾接触到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了，她率领 18 集团军战地服务团开赴抗日前线，她认为这是她“真正当兵”的日子。八路军的将领们都愿意与这位城里来的女作家聊天，朱德总司令打开了地图，向她讲解战区的形势。左权同志索性绘声绘色地给她摆起了“龙门阵”。115 师的将领杨得志，干脆将刚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呢大衣送给了她。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那些日子，总是身穿这件长得快到脚面的男式大衣，她说，穿缴获日军的大衣，就是最形象的宣传八路军抗日的信息。她一路演出，一路讲演，一路写作。今天，我们已无法听到她的讲演，看到她编排的抗战戏剧，但是我们从她的文章中，还能感受到她的那种艰苦但带有甜味的回忆。她完全把自己融化在这个集体之中。她满腔热情地写这些人，写前线士兵的生活。她不仅引起了整个八路军的关注，而且也成为敌人仇视的对象。她用一支女性的笔，女性的方式，出现在抗日的战场上。毛泽东写诗称赞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中国的“挪拉”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昔日熟悉的城镇生活，到中国贫瘠的山区里来了，到民族解放的队伍中来了。但这里也不是一片净土，革命的人，也有一条封建的尾巴。丁玲这支反封建的笔，也没有忘记扫自己队伍中的封建尾巴。她那双充满同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自己身边的姊妹们，抗战队伍中一些轻视妇女的思想和事，痛苦地折磨着她。1942 年“三八节”前夕，她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沉积已久的想法，倾注在《三八节有感》的杂文中，语重心长地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沧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丁玲在陕西省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集会上讲话（1938 年）
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锤炼和升华了她的妇女解放的理论，她最终找到了

中国“挪拉”出走后的归宿，她提出：“世界上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

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已。”怎样“强已”？她除了身体方面的健强外，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妇女在心理文化修养方面的要求，这不是她一时心血来潮的发言，而是她啼血生命的结晶：“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 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已的人才会有。”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抗日根据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而，它给这位女战士带来的更多的是不理解和不公平的批判。

金子永远不会因尘土的遮盖而诋毁它的质量。它作为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妇女论谈之一，仍然闪烁着不屈的生命之光。

站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我们仍需要重复丁玲当年的质问：“‘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身着日本军大衣的丁玲（大衣为八路军 115 师平型关战役的战利品，

抗日将领杨得志赠送，1937 年）
毛泽东写给丁玲的诗词（1936 年）
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三八节有感》（194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