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出现了女兵文化名人和表现女性独立意识的作品

如果把当代中国老一辈的女作家、女记者、女文艺工作者作一番统计的话，我们发现，有近半数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兵。

在战争和民族解放的土壤里，成长出一大批优秀的女兵文化名人。当时著名的青年女作家丁玲继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又写出了《三八节有感》、《到前线去》等一批优秀的杂文、纪实文学和小说。女青年罗琼担任《解放日报》“中国妇女”副刊编辑主任。在新华社总社和各分社都有青年女记者，随军报道各战区和抗日根据地的战事和新闻。有的还担任了社长。女诗人莫耶创作的《延安颂》谱曲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广为流传。在她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要求独立的主体意识和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压迫的政治主张。觉醒了的中国妇女，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看家庭、看周围、看社会、看世界。

女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一个数量的以集团方式出现的集体的积累，而且是充满战斗锋芒的女性独立意识的集中再现。

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室（1943 年）
新华社苏中分社采编工作会议，二排右二为女记者林子东，会后，照片上的这些人即分赴各战场采访收复敌占区，接受日伪投降的情况（1945

年8 月）。
《晋察冀画报》排字房的女工作人员
罗琼和她的丈夫薛暮桥（1937 年）
罗琼主编的《解放日报》

《中国妇女》副刊（1942 年）

罗琼被新四军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了延安。她

在中国女子大学作了《驰骋在江南战场的新四军女战士》的报告。她还依据自己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做妇女工作的经验及体会，编写了《妇女解放教程》，她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指出：“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也不同。妇女被压迫，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亘古就存在的。”“妇女受压迫，表面上好像是受男子的支配，实质上是受阶级剥削制度的压迫。被剥削的女奴隶、女农民、女工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遭受双重压迫。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妇女，既是各阶级的成员，作为贵夫人参与剥削和压迫，分享劳动者血汗创造的财富；同时她们自身又依附于各自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成为其附属品。”她提出，妇女解放的实现，既要依靠妇女自身的奋斗，实现阶级的解放；还要依赖整个阶级社会的消亡，实现最后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由她主持的《解放日报》“中国妇女”副刊，主张妇女经济独立，号召妇女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参加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提出的做“贤妻良母，贤夫良父”的卖国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名题辞：“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就是在 1942 年应“中国妇女”副刊的要求题写的。

罗琼撰写的妇女理论专著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副刊题词（1942 年 3 月）
曾克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军队席上（1949 年）

女兵们既是战争的参与者，又是战争的记录者。因此她们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强烈的女性特色，而且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感和社会意识。1936 年参加革命的女兵杨沫，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八路军冀中 10 分区政治部报社任编辑，后又转到《晋察冀日报》，宣传和报道抗日故事。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的带有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在中国的读者中引起了轰动。一个叫林道静的少女，怎样背叛了封建家庭，走向革命的故事，成了很多少女的青春楷模。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她在很大意义上告诉妇女：要解放自己，首先要打碎那个束缚妇女的封建社会。否则，即使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还会堕入封建社会的深渊。这部小说，不仅是一个苦闷的女学生精神觉醒的奋斗篇，也是一代抗战女兵从女学生转变为女战士的心路过程和苦难经历的文学再现。女兵曾克，1938 年活跃在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她的战地报告、小说、话剧等，不少刊登在茅盾先生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和进步刊物《自由中国》和《文艺月报》上，后集结成报告文学集《在汤阴火线》、《在战斗中》。解放战争中，她作为新华社记者随第二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渡江、进军西南诸战役，她的《走向前线》、《挺进大别山》就是这些战役的实录。她说：“战争锻炼了我，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和无私、无畏、机智的英雄指战员教育了我，我在连队里、火线上，做我能做的各种工作：战场救护，传递消息，动员担架和修工事，给战士读写家信，起草立功喜报，总结作战经验材料等。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指战员们忘记了我是一个女兵，与我偎挤在一个山凹里、门洞中休息，他们怕弹片落在我身上，用身子挡住我，还背我渡过没腰的河水。我不放过行军、作战、休息中的一分一秒的时间，在膝盖、马背和弹药箱上，用在敌人阵地拾到的公文纸（翻面）、黄裱纸订成的小本子上，记录材料，写下新闻、通讯、日记、报告文学等约

二三十万字。”她说：“这是我一生里最重要、最宝贵的年代，也是我创作实践最充实的阶段。”

杨沫 1946 年于张家口
抗敌剧社小演员田华与冀东摄影事业的开创者雷烨（沙飞摄于 1942 年）

女诗人莫耶是随着上海救亡演出队到延安的。她回忆说：“当时，我才19 岁。延安是孕育我乐观向上性格的深厚土壤，是培养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温床。我走路想跳，张口想唱。大家歌声和着歌声，歌声引着歌声。歌声就像生活中的空气、阳光，没有歌声，生活便会窒息。我学着各种新歌，唱着很多抗战歌曲。有生以来，什么时候唱过这样多的歌呀！封建家庭的束缚，黑暗社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曾使我感到阴霾漫天，前途茫茫。我那时虽然也唱，但唱的是悲哀的歌、愤怒的歌、反抗的歌。从上海到延安唱的则是救亡的歌。但一到延安，心情是这样舒畅，胸怀是这样开阔，笑声是这样开朗，歌声是这样坦荡。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歌曲

《快乐的人们》：‘快乐的歌声随着歌声而跳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歌。不仅是我，几乎是所有延安的青年共有的心情。虽然每个青年各有不同的经历，但谁不是经过艰难曲折，苦闷彷徨，才千里迢迢来投奔革命圣地的呢？延安的生活是我们一生的转折点。想到这里，我总想用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激情，唱一支歌颂延安的歌。”于是，有了那支流传战地，流传至今的歌曲《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光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

准备和敌人搏斗。

⋯⋯

女兵文化的特点不仅是它表现和记述了当时的战地生活，打破了几千年来那种小女人的小感情的家庭女性文化，更重要的、也是它之所以作为独立文化的标志在于它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中国女兵的心灵和人生的整体再现。

女导演王萍

从文化意义上说，女兵，成为很多中国妇女修身强已的标准，成为她们精神青春的支柱。谢冰莹在她的《从军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生活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她热爱这样的生活，“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从军日记》被林语堂先生译成英文后，又有法、俄、日等文的版本问世。著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向她致函，表示敬意和祝贺。1937 年，抗战的炮声又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然而她不顾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这是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西安主编《黄河》；出版了《五战区巡礼》、

《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妹》、《梅子姑娘》、

《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在日本狱中》、《女兵自传》等著作。直到她的晚年，仍记挂着写《女兵自传》续集，被人称为“不老的女兵”。

抗战女兵菡子，更是一个将女兵生涯融化在灵魂中的女性。本世纪 50 年代，她又作家的身份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在著名的上甘岭坑道里战斗了40 多个昼夜。她的著作《前方》、《记忆之珠》大量记载了她的军旅见闻和生活。这种女兵的情结，不仅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也成为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财富。她在散文《我与万妞》中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记载：“1959 年，我因莫须有的‘右倾’罪被斗了五个昼夜，每当曙光来临之前的黑夜中，伴随我的竟是我心爱的小万妞（一个被新四军搭救的女孩）。斗争告一段落，离国庆只有五天了。我决心丢下‘检查’，立即动手写《万妞》，那不是写，而是把我的泪水化作墨汁，一起倾泻在稿纸上。表达感情的语句，犹如泉涌一般喷薄而出，这写的是我的信念，我的忠诚。仿佛一个赤着脚的女孩，在百折不挠地追赶自己的部队，而党不会也不能舍弃这样一个女儿。我边写边改，9000 字的小说，到第二天晚上就抄改完毕，我像在云岭的山溪中经过洗涤那样地清新愉快。”现年已古稀的菡子，患脑血栓，曾两次中风。“走路摇摇晃晃，不得不借助于拐杖，开始是友人送的木棒，每想起原有的铁杖，觉得不是一回事，上面刻的‘黄山纪念’之类，也不能引起我对上甘岭的回忆。我变得羞怯了，正如我失去了青春年华，与拐杖联想的不过是一个老人。凡一站以上我都要去挤车，有次被人把我的拐杖踢出车门；又一次我的拐杖碰着位女士的腿，她喳喳呼呼嚷了好一会。好像我真的打了她一样。这次从车上下来，我决意把拐杖束之高阁，让锻炼来保持我原来的风姿。”她不服老，因为她是女兵。她说：“哪怕我拄着拐杖，也体现我在战地特殊的风采，一个不可轻视的女兵。”

菡子在朝鲜志愿军战士机枪掩体里（195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