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高用问答体解说史事

公羊高，战国时齐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也是我国古代的儒家典籍《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的编撰者。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

公羊高，是《春秋公羊传》的作者。这是专门解释我国古代的儒家典籍《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该书系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写定。所以《公羊传》的作者，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唐初儒家学者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约44000字，其中情节较为完整、算得上历史故事的有30多个。所记事实，有的与《左传》大同小异，有的详略不等，也有的为《左传》所无。它们给读者一个突出印象是语言更加通俗、叙写更为具体。

这是由于《公羊传》形成于战国后期，著之竹帛乃在汉初，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师生授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这样就使之带有口头讲述的特征，甚至夹杂一些民间传说的味道，而不同于《左传》语言之简劲峻洁，书面化，典雅化。

同时，《公羊传》引述历史故事，都是为了说明《春秋》的微言大义，带有鲜明的倾向性，每一则都是先解经而后述事，和《左传》以记事为主並且往往不加判断的情况有所区别。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作为儒家经典，《公羊传》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并被列入“十三经”中。

[旁注]

颜师古（581年～645年），字籀，以字行，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著之竹帛　指古代供书写用的竹简和白绢。在我国古代最初的时候没有纸，古人便用竹帛书写文字。“著之竹帛”指的便是把事物或人的功绩等写入书中。

《左传》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公元前722年，迄于公元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汉景帝（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名刘启，汉文帝刘恒长子。西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6年，谥“孝景皇帝”，无庙号。刘启在位期间，削诸侯封地，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勤俭治国，发展生产，他统治时期与其父汉文帝统治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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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到底是谁，有三种说法。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