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抒发孤愤著聊斋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

他创作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被世人称为“孤愤之书”，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有人称蒲松龄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蒲松龄自幼聪慧好学，19岁时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以后却连试不第，困于场屋。为了重整旗鼓，做过半年县衙幕僚，余则闭守乡村，靠舌耕笔耘度日，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教书、著书。

所交多缙绅、名士。封建的文化教养、塾师的职位，使其思想比较保守，儒家的正统观念很浓，直到71岁时才成岁贡生，还要请求县令挂匾。

由于蒲松龄穷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一生除一度游幕苏北外，大部分活动不出于淄邑和济南之间。

但他接触和交游的人物却非常广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出外做幕僚和塾师的生活，使他接触了大量的统治阶级人物，他长期居住农村和家境的贫困又使他与下层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人物，上自官僚缙绅，举子名士，下至农夫村妇，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恶棍酒徒，僧道术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运遭际，无不具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了解。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上述的进步思想，为他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蒲松龄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在创作上作过多方面的尝试、探索，著述颇多。诗、词、骈、散、杂论、婚丧嫁娶应时应景文字，无所不写。计有文400余篇，诗900余首，词100余阕，杂著数种，戏3出，通俗俚曲15部。而使他垂名于世的，则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其中收短篇491篇。

从思想内容上看，《聊斋志异》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正直的农村中下层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体察、感受以及他的是非观和审美情趣。在暴露社会黑暗，鞭挞丑恶现象，或是在昭示现实中人的美好品格、情操和理想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首先，揭露了官府黑暗，官贪吏虐，豪绅为富不仁的现实，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腐败，国家机器衰朽的景象。如《席方平》、《促织》、《梦狼》、《红玉》诸篇，有的直指朝廷和皇帝，触及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刻认识。

其次，对科举弊端的批判，其中多数篇章揭露了考官的昏庸和考试舞弊风。如《贾奉雉》、《司文郎》等，嬉笑怒骂，妙趣横生，辛辣之极，有些篇章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如《王子安》、《叶生》等，虽格调不同，或显示其可笑可鄙，或显示其可怜可悲，但都开掘甚深。

最后，赞美纯真的爱情，讴歌美好的心灵。书中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篇什最多，而其中最使读者感兴趣的是那些人间男子与狐鬼花妖之女相亲近，相爱恋，相婚配的故事。

那些狐鬼花妖幻化的少女，虽性格各异，但大都秀外慧中，善良无私，不图富贵，不慕权贵，以才德取人，爱其所当爱者，且历经患难灾祸而不渝。

她们来去自如、随心所欲，没有封建礼教戒规所造成的拘泥、矫情、虚伪、死气沉沉等弱点，这与本书中所写的现实社会的妇女迥异，与作者所信奉的道德观念大相径庭。

从艺术成就上看，《聊斋志异》代表着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我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蒲松龄对志怪传统和传奇笔法，既有继承又有超越。《聊斋志异》虽然也写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为的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孤愤”，在内容的深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传奇。

除了对唐代传奇情节曲折、叙写委婉、文辞华丽等特点的继承，有又对其的超越，具体表现为从故事体到人物体，注重塑造形象；善用环境、心理、等多种手法写人；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

其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聊斋志异》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一折，变化无穷；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有奇。

曲是情节的复杂性，奇是情节的虚幻性，曲而不失自然，奇而不离真实，这是《聊斋志异》艺术力量之所在。如《促织》、《王桂庵》、《西湖主》、《葛巾》、《胭脂》等等，都写得奇峰叠起，变幻无穷，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

最后，善用多种手法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蒲松龄所写鬼狐花妖，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它们某种自然性，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从而显得生趣盎然。这不仅使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而且使读者有鲜明的形象感受。

蒲松龄刻画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例如小翠的顽皮、小谢的调皮、青凤的庄重、孙子楚的痴情，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蒲松龄还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

此外，蒲松龄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

他不仅运用文言文的简练、典雅、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熔铸了小说特有的语言风格，从而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聊斋志异》一问世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问世，相继出现了注释本、评点本，成为小说中畅销书，到《红楼梦》出来，这个势头也未减弱。影响更大的是它还引起不少作者竞相追随仿作，文言小说出现了再度蔚兴的局面。

特别是清代前半叶，出现了数目惊人的志怪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士祯的《池北偶谈》、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新齐谐》等，这些小说都是走的《搜神记》和《聊斋志异》的“志怪”的路子。

而王渔洋、纪晓岚、袁枚可以说都是文坛领袖一级的人物，《聊斋志异》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而当时志怪小说的风气之盛也可以想见。

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聊斋志异》风行愈百年，模仿赞颂者众。”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今天的人们对《聊斋志异》也是津津乐道，长盛不衰。

蒲松龄以其巨著《聊斋志异》与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科夫并誉为“世界短篇小说家之王”。《聊斋志异》开始外传东方国家的时间为18世纪下半叶，开始外传西方国家的时间为19世纪中期，而以传入日本的时间为最早。

《聊斋志异》青柯亭刊本刊后的第十八年，即1784年，就由海船运到日本，日本江户时代文学就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进入明治时期，在日本便出现了《聊斋志异》的翻译、改编和再创作等作品。自18世纪迄今，《聊斋志异》外文译本共有20多个语种。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聊斋志异》是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事实证明，许多外国人对《聊斋志异》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中国人。

[旁注]

文言文　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

岁贡生　明清时，每年或二三年从各府、州、县学中选送生员升入国子监就读，成为岁贡。如此录用的读书人便是“岁贡生”，意为保送生。明清两代，贡生有不同的称呼：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

俚曲　通俗的歌曲。也叫“俗曲”。蒲松龄的出生地淄川是明清俗曲重要流布地区之一。蒲松龄集一生完成了15部俚曲的创作。无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音乐方面，这些俚曲均具有极高的价值。聊斋俚曲曲目有《耍孩儿》、《玉娥郎》、《粉红莲》、《叠断桥》等。

史传文学　是我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

唐代传奇　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称为唐代传奇，或称唐传奇。唐代传奇对后代小说、戏曲及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

袁枚（1716年～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人。清代诗人、散文家、评论家。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王士祯（1634年～1711年），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

纪晓岚（1805年～1724年），原名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清代文学家、官员。主编《四库全书》。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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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曾在毕际友家做塾师。一日，毕际友邀请达官显贵来家赴宴，请蒲松龄作陪。蒲松龄从外面走了进来时，在座各位看到他衣衫褴褛、其貌不扬，他们的傲慢、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蒲松龄见状，并未吱声。酒过三巡，众食客吟诗作赋以助酒兴。轮到蒲松龄时，蒲松龄以“针”为题作诗一首：“远看像条银，近看一根针。腚上只长一个眼，只认衣服不认人。”

众人听罢，一笑二想三脸红，愧疚之色写于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