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以古典讽刺小说著称

吴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他是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善诗文，尤以小说著称。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中杰出的作品。

吴敬梓出生于一个很有钱的官僚地主家中。13岁丧母，14岁随父读书，群经诸史，几乎无所不读。18岁中秀才，是个少年得志的贵家公子。23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而丢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

吴敬梓在他父亲丢官的前前后后，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生活更为放纵，挥金如土，遇贫即施，几十年间，便田产卖尽、奴仆逃散。族人乡邻都歧视他，嘲笑他，把他视为吴家的不肖子孙。

33岁那年，他怀着无限愤懑，移家南京。从此，鄙弃功名的思想更加增强了。贫困的生活使他的眼睛更明亮，使他的叛逆思想更强烈。他把自己的感情都倾注在笔端，写那些封建的文人。

可惜的是，穷困潦倒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后不久就去世了。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去世后10多年，才由金兆燕刊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约40万字。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

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在结构上，吴敬梓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的整体结构。除“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自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周进、范进、王德、王仁、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为代表，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同时，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作者着重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六回止，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陈木南与汤由、汤实二公子在妓院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

全书写了270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还把高人隐士、医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推上舞台。

这种结构，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了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了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从而展示了一幅幅社会风俗画。

在塑造人物上，《儒林外史》塑造了下层人民真诚朴实的性格，感人至深。人物性格也摆脱了类型化，而有丰富的个性。

比如严监生，他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

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拿出十多两银子平息官司；为了儿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家产，不得不忍痛给妻兄几百两银子，让他们同意把妾扶正；妻子王氏去世时，料理后事竟花了五千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

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作者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儒林外史》还善于在有限的情节里，体现出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发展变化。如匡超人从朴实的青年到人品堕落，写出他随着环境、地位、人物之间关系而改变的性格，在他性格变化中又体现着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变动。

《儒林外史》掀掉了脸谱，代之以真实的细致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如描写夏总甲：

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子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通过这一简洁的白描，夏总甲的身份、教养、性格跃然纸上。

在叙事上，《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作者尽量不对人物作评论，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薛家集观音庵，让读者亲见亲闻申祥甫、夏总甲的颐指气使，摆“大人物”架势，骄人欺人，较少对人物作内心剖白，只是客观地提供人物的言谈举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味。

又如作者只写“把周先生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并没有剖白周进内心活动，人们却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内心感受。

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

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儒林外史》堪称一绝，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

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

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

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也使讽刺具有巨大的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在思想上，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寄托了他的社会改造理想。如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等。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吴敬梓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

作者既看到社会改造理想的难以实现，又不忍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他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名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

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他们朴实善良，相濡以沫，古风犹存，充满人间真情的温馨。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对清朝时期的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鞭笞社会不公，提升人民自主思想，有一定意义。同时，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迪。

胡适认为，后来的晚清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都是继承《儒林外史》的余绪。

《儒林外史》已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意等国家的文字。可成为全世界了解我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

[旁注]

金兆燕　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1766年进士，官国子监博士。工诗词，尤精元人院曲。著有《棕亭古文钞》10卷，《骈体文钞》8卷，《诗钞》18卷，《词钞》7卷，总名《国子先生集》。

科举制度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始行，到清朝光绪年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对隋唐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楔子　通常加在小说故事开始之前，起引起正文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正文铺垫的作用。如有些小说采用倒叙的写法，开头的结局就可以称作楔子。就是以甲事引出乙事之意。

谴责小说　晚清小说流派。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文学史上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趼人、刘鹗、曾朴。

程晋芳（1718年～1784年），名廷璜，字鱼门，号蕺园，歙县岑山渡人。清代经学家、诗人。著述甚丰，著有《蕺园诗》30卷、《勉和斋文》10卷等。

[阅读链接]

有一天，吴敬梓正在茶馆里喝茶，全椒城里几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也来了。他们一瞧吴敬梓这副“寒酸”样，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奚落起来。

吴敬梓不慌不忙地端起面前那把茶壶，先是端详、抚弄了一番，然后旁若无人地赋起一首诗来：“嘴尖肚大柄儿高，壶水未满先晃摇。量小不能容大佛，半寸黄水起波涛。”

寥寥数语，尖锐、辛辣地嘲讽了这伙道貌岸然、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们。诗毕，吴敬梓昂然起身，拂袖而去。花花公子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