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嘉著成谴责小说代表作
李宝嘉(1867年~1906年),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常州人。晚清小说家。
他构思之敏,写作之快,是极为少见的。他先后写成《文明小史》、《活地狱》、《李莲英》、《海上繁华梦》、《南亭笔记》、《滑稽丛话》等书十多种。其中《官场现形记》更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代表作。
李宝嘉3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李翼清一家合住。李翼清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李宝嘉受堂伯父抚养教育,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
1892年,李翼清辞官归籍,李宝嘉一家也跟从由山东返回常州。乡居期间,李宝嘉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
1896年,李宝嘉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这些报纸是我国小报的鼻祖,它虽然说勾栏,谈风月,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官场现形记》共60回,最初于《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内容是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世界繁华报馆在连载的过程中,又分5编,每编12回,陆续刊印了单行本。
《官场现形记》在思想内容上,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
这里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吏、管带佐杂,他们或龌龊卑鄙或昏聩糊涂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
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
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
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
当然,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实际上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
书中那一群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田小辫子、唐二乱子等,更是晚清官场特产的一宗活宝,捐例大开的必然产物,钱虏市侩,袍笏登场,官场的文化品位也荡然无存了。
综观全书,人性的堕落与异化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其实它所写的不是个别的贪官污吏,而是整个政治体制的腐朽,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卖官鬻缺、贪赃纳贿已成为官场的运行机制。
在写作手法上,《官场现形记》采用若干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蝉联而下的结构方式,虽不免于松散枝蔓,然亦适应敏锐地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需要。白描传神,是其所长。如胡统领严州剿匪数回,布局精巧,错落有致,人物映带成趣。
作家尤擅长于渲染细节,运以颊上添毫之笔,有入木三分之妙。第四十三至四十五回,写佐杂太爷的酸甜苦辣,极尽揶揄之能事。“跌茶碗初次上台盘”是一幕精心设计的人间喜剧,通过跌茶碗这一细节,将小人物受宠若惊的扭曲心态,描摹尽致。
小说还充分运用了夸张、漫画化的闹剧手法,尤喜撕破人生的假面。如浙江巡抚博理堂,自命崇尚理学,讲究“慎独”功夫,却偏有“叩辕门荡妇觅情郎”一幕好戏。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另外,它是一部优秀的谴责小说,具有诙谐讽刺的现实主义特色。
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连缀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可以说,《官场现形记》为近代中国腐朽丑陋的官场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
[旁注]
八股 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四书文等,是我国明清两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捐例 清代朝廷纳资捐官的规例。分暂行事例及现行常例两种。《清史稿·选举志七》:“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曰暂行事例,期满或事竣即停,而现行事例则否……大抵贡监、衔封、加级、纪録无关銓政者,属现行事例。”
荣禄(1836年~1903年),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清末大臣,晚清政治家。官至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谥“文忠”。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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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嘉在上海办报时,住在劳合路,即今六合路,那里妓院林立,流莺云集。他特意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宝嘉亲眼目睹了许多腐败官员的风月之事,也收集了许多相关的实事逸闻,于是,开始撰写《官场现形记》。但此时的李宝嘉的生活并不景气,常常负债。
有一年除夕,讨债人接踵而来,他只得跑到一个茶馆躲避。工作的繁重和生活的困顿使他患了最重的肺病,最后因肺病恶化在上海逝世,年仅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