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干戚舞和夏后的九伐

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群要作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用以展示武力，以“舞”来表现武术的形式得到了很大发展。

《淮南子·缪称训》记载，大禹曾经与南方的三苗族打仗。过了30天，三苗族还是不肯服输。于是，大禹换了一个办法，采用攻心战术。他停止进攻，按照舜的旨意，让士兵拿着干和羽，训练了70天。

然后大禹命令士兵手持盾牌和大斧跳起了威武雄壮的战斗舞蹈，请三苗部族的人观看这种“干戚舞”以显示武力雄厚，三苗部族从此臣服。

《尚书·大禹谟》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两阶，七旬有苗格。”这是原始社会一次盛大的武术自卫演练，古代的“武舞”为后来武术套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虽然原始社会中的打猎、部落间的战争和舞蹈对武术的产生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武术毕竟不等于打猎，不同于打仗，也不是舞蹈。武术的形成和成熟还需要更加充分的条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成熟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国武术把身体与精神、健身娱乐与格斗技术融为和谐的一个整体，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为特殊的条件。

幸运的是，历史慷慨地给了中华民族发展武术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而武器在战斗中已被广泛运用并对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东之野，夏后氏于此舞九伐。”夏后氏名启，相传是大禹的儿子，后来建立了大夏王朝。大东之野，是指大东的一片广场。夏后氏在这里指挥大家，练“九伐”这类的舞蹈。

据《礼记》解释：“一击一刺为一伐”，所谓“九伐”就是手持器械，互相击刺的9个回合。

至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西周人沿用夏代传下来的“击刺之法”，培养和锻炼武士的攻防能力。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朝。伐商前夕，用武舞鼓励士气，名曰：“武宿夜”，给“击刺之法”配上了音乐，称为“舞象”，随后，又以灭商时的战争场面为题材，编了一种“大武舞”，歌颂他的武功。

《史记·乐书》记载，大武舞的参加者有数百人，全部戎装，手执兵器在音乐伴奏声中做着各种队形变换，一共有6段音乐，队形变换6次。

“九伐”、“舞象”、“大武舞”，都是早期以表现战争为内容的舞蹈。这些舞蹈有助于培养人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实际都带有攻防含意，形式也与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

人们把在战斗中运用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反复模仿着、传授着、习练着，夏后指挥大家进行攻防格斗的训练，使人们在狩猎活动和战争中积累的搏斗技能相互交流和传授，这实际上是早期的练武活动，实质是培养人们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都带有攻防意识，形式也与后世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击刺之法”的回合，就是后世武术套路形式的最初模式。

[旁注]

《尚书》　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

《礼记》　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该书编定是西汉戴圣对秦汉时期以前各种礼仪著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学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至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至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仕者必读之书。

《史记》　西汉时期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它是历史、文学的统一体，是文学的历史，又是历史的文学。

[阅读链接]

我国纳西族被称为“东巴跳”的舞蹈中，还保持了一些原始舞蹈的形态。舞蹈时战士们踏着战鼓的节奏，持刀模拟着作战小的动作，左右砍杀。

舞刀时既有劈、砍、扎、刺这样一些进攻动作，又有缠头、裹脑等防御性的动作，还有多种多样的步法，如跪、蹬、虚、跳跃等，这些都体现了武术套路来源于原始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