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秦汉剑术蓬勃兴起

庄子名周，是继承老子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武术也有很大贡献，比如他将道家理论发展到剑术上，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要想取胜对手，必须虚实变换，诱使对方陷入圈套，犯错误。

剑，被称作“短兵之王”、“百刃之君”，它便于携带，利于近战，是防卫的最好兵器，同时，剑制作精美、舞练潇洒，是人们尚武的标志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人们盛行好剑之风。

剑的起源古籍有记载认为源于原始部落时代，黄帝之时，开采首山之铜，铸造了剑。民间也流传一些传奇故事，演绎剑的起源，凄美感人的当数干将、莫邪舍身铸剑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吴王阖闾，得到越王允常赠送的3把宝剑：“湛庐”、“盘郢”、“鱼肠”，非常珍爱。鉴玩之后仍不满足，访得名师干将，命铸剑。

在妻子莫邪帮助下，采得五山精铁，六合金英，使童男童女300人，积炭为山，鼓风冶炼，历时3日，铁水就是不到火候。情急之下，莫邪纵身跃入，终于炼成两柄宝剑，先成者为“阳”，后成者为“阴”，为纪念莫邪，阳剑取名“干将”，做方块形龟纹，阴剑取名“莫邪”，做水纹形散纹。

剑成后，干将将阳剑藏了起来，只将“莫邪”献给吴王。吴王得剑后以石相试，果然应手而开，据说虎丘的试剑石就是当年试剑的地方。后来，吴王得知干将藏剑，派人去取，并嘱如不得剑，当即杀之。

使者找到干将后，索取宝剑，忽然剑从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骑在背上，升天而去。吴王自此更加珍惜“莫邪”。

吴王死后，“莫邪”也便下落不明。直至600多年后的晋代，宰相张华偶见“斗牛”星间一股紫气，便召天象家雷焕询问。雷焕说是宝剑的剑光，在豫章丰城一带反射。

张华当即封雷焕任丰城县令，寻访宝剑下落。雷焕到任后，发掘出一石函，打开果见一剑，以南昌西山的土擦拭，光彩四射。从剑文上知是“干将”。

传说张华乘船过江，忽视所佩“干将”跃入水中，急使人下水寻找，见两龙张须相向，使人惊恐而退。从此“干将”、“莫邪”两剑便永不再现。

我国已发现的剑，最早是商代的铜剑，即河南陕县虢国贵族墓葬中的四柄青铜剑，四川奉节发现两把战国时的“巴式剑”，铸造工艺已经比较先进，剑身铸有图案纹绵。

尤其是在湖北江陵县发现的历史名剑越王勾践剑。此剑是铜制，剑刃经历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剑茎上满厘丝绳，有两道箍，首作圆形，剑身近格处有两行蜡金鸟篆体铭文：“钺王鸠浅自乍用剑”，即“越王勾践自作剑”。

越王勾践剑确是剑中珍品，据传是匠人欧冶子制造。勾践被吴打败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灭掉吴国。关于越王勾践剑，古籍中也有记载，《越绝书》写道：“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王闻于天下。”这柄剑在湖北江陵的楚墓中，大约是楚国占领越地后作为战利品带回的缘故。

铜剑以后又被铁剑取代，江淹《铜剑赞》序说：“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即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即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

最早的铁剑是在长沙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铁剑，工艺水平又有较大提高，淬火锋利，式样别致。铁剑代替铜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剑身由最短的如北京琉璃河发现的17.5厘米到最长如衡阳发现的那柄1.4米，威力大增。

据《左传》、《国语》等史书记载，当时的名剑有“湛卢”、“大夏”、“龙雀”、“纯钧”、“莫邪”、“干将”、“鱼肠”、“胜邪”、“巨溯”、“龙渊”、“豪曹”等，割玉物如割泥。拳谚说“一寸长，一寸强”，剑身由短变长，两侧剑刃能更好地发挥劈、撩、扫、斩等技法，促成了剑术和剑法的多样化。

剑术发展较早，流传甚广。孔子的学生子路就非常喜欢剑术，据《家书》记载：“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

剑术多以斗剑的形式出现，当时贵族以观赏斗剑寻欢作乐，他们豢养剑客。

《庄子·说剑》描写斗剑场面：“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日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肺肝”，庄子对此大加抨击，认为“无异于斗鸡”，无所用于国事。但是，在民间剑术却得到了健康发展，出现了众多剑术高超的武术家，如越女、鲁石公等。

战国时期的司徒玄空，耕食于峨眉山中。他模拟猿猴动作，在狩猎术基础上创编了一套攻守灵活的“峨眉通臂拳”，据说学徒甚众。

因为司徒玄空常着白衣，徒众们称之为“白猿祖师”。他还创有“猿公”剑法，并传剑越女，称之为“越女”剑法。而后世峨眉武术正是发源于此。越女，是春秋战国民间武术家，精于剑术，剑术理论也非常精辟，对后人影响颇大。

鲁石公的剑道也超类拔萃，汉代刘向《说苑》对此有记载：

鲁石公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动，昀穆无穷，变无形象，复柔委从，如影如响，如龙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象形也。闾不及，呼不及吸，足举不及集，相离若蝉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犹然乎。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鲁石公出神入化的高超剑术。

武林有“剑走青，刀走黑”的谚语，“青”，是轻的通假，指轻捷便利，交手之时，能干净利落，快速敏捷地防守和进攻，谓之“走青”。剑的特点就在于身薄而轻，且为直身，因而基本剑法劈、利、扎、撩、点、崩、截、抹等都是这种特点的必然选择。

剑这种兵器在战场上攻击力有限，这不如攻势厚沉的大刀，《武备志》中有“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的说法，表明了剑不再适合实战需要的情况，很有道理。

战阵拒绝排斥了剑，而剑并未绝迹，反而制作更加精良，技法更加精妙，被人称为“诸器之帅”，原因是剑具有了比其他内涵更加丰富的功能。

剑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就神圣化了，人们在剑前冠以“宝”字，称之“宝剑”，将剑视作“神兵”、“神器”，王公贵族均备名剑，佩剑之风盛行。

《古今刀剑录》记载：夏禹之子启“铸铜剑”，“上刻二十八宿文”，秦始皇有“定秦”剑，汉高祖刘邦有“赤霄剑”，汉文帝有“神龟”剑，王莽有“神剑”……统治者得名剑甚至成了君权神授的象征。

刘长卿诗《宝剑篇》“自然神鬼伏，天子莫空弹”，谭用之诗《古剑》“铸时天匠待英豪”隐隐表明了这种意思。

三国时袁绍梦见神仙授给他一柄宝剑，醒来后果然发现宝剑就放在卧室里，取来一看，剑上铸有铭文“思召”两字。

袁绍找人解释，解释者说，思通丝，丝与召就是绍字，袁绍听罢喜不自禁。这个故事里，剑明明白白是受命的象征了。

更神奇的是剑还常常传达出一种预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尚未发迹前，在南阳鄂山得一把宝剑，上面的铭文为“秀靶”。后来刘秀果然得了天下，自己铸了四柄宝剑上面都刻有“中兴”，但自己刻的没有用，后来便“一剑无故自失”，东汉也在灵帝手中名存实亡。

剑毕竟还是兵器，秦汉时期，不仅佩剑之风盛行，而且精于剑术的人颇多，特别是一些文人学士，如司马迁“在赵国者，以传剑论显”，武将就更不用说了。剑道在这个时期出现较复杂的招式，出现了竞技性质的比赛，竞争激烈。

如《典论》记载了曹丕与邓展的一场比赛：一天，曹丕与邓展一起饮酒，席间谈话说起了剑术，曹丕指出了邓展的一些错误说法，并向邓展表示，若不信服，可以较量一番。

邓展当时稍有醉意，经曹一激不甘示弱，当即表示愿与之较量。

考虑到真剑会失手伤人，两人就用甘蔗作为剑，没几个回合，曹丕3次击中邓展的臂膀，引起旁边观者的哄笑。

邓展不服气，要求再比，在第二轮比赛中，曹丕以败招引诱邓展，邓果又中计，被曹丕中门面。

据说曹丕曾师从洛阳名师王越，经过勤学苦练，剑术炉火纯青，所以才战胜了剑术老道的名将邓展。

[旁注]

庄子　（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庄子一生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我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

鱼肠剑　也称“鱼藏剑”，据传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他使用了赤堇山之锡、若耶溪之铜，经雨洒雷击，得天地精华，制成了5把剑，分别是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和巨阙。相传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勇绝之剑。

《左传》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传文比左氏《春秋》经文多出11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与《春秋》的密切关系。《左传》既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说苑》　又名《新苑》，刘向著，共20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逸闻轶事，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

《武备志》　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我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它将2000余种各朝的军事著作分门别类，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的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

曹丕　（187年～226年），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曹操的长子。曹丕文武双全，8岁能提笔为文。220年正月，曹丕继任丞相、魏王。除军政以外，曹丕自幼好文学，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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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剑是武、武备、武功、武术、尚武精神的象征。可以说了解了剑，也就基本了解了我国武术的真谛。

如《五代史》还记了一个传说：成都有一个叫朱善存的人，世世代代传下一柄宝剑，天下太平时，剑长便长出“神芝”，天下兵乱时，剑则吐“黑烟”，日期与暴乱发生的时间一天不差。剑已经是一种权威、威仪、力量的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