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晚霞曲1 苏格兰女人

弗雷德里克在巴黎作最后一次公开演出结束时，他摇摇晃晃回到后台，瘫倒在一个女子的怀里，这位女子就是简·威廉米娜·斯特林（1804

—1859），被弗雷德里克称为“我可爱的苏格兰女人”。

简·斯特林的出生年月竟然与乔治·桑相同，她在家里 13 个孩子中

最小。她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她受到了比她年长 13 岁的姐姐凯瑟琳·厄斯凯恩夫人的疼爱。

简·斯特林处于一个少女妙龄时，引起了许多年轻求偶者的迷恋， 但是谁也无法征服她的芳心。

她的家乡基彭罗斯豪斯已有图书馆和美术馆，还有一架苏格兰式的竖琴，这些都引起了她的浓厚兴趣。多才多艺的良好素质也促使她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琴声也并没有仅仅成为她踏入社交圈子的时髦手段。

简·斯特林渴望获得更高艺术境界和更开阔的艺术视野，这在她 22 岁时来到巴黎以后成为一种可贵的追求。守寡的姐姐厄斯凯恩夫人始终未再婚，成为妹妹的忠实保护神。

姐妹俩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并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出入于许多贵族亲戚家，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也时常能看到她俩典雅的微笑。

苏格兰老家和法国巴黎之间的往返和轮流居住，也成为这对姐妹的愉快旅行，满足于一种新奇感。

史学家很难考证出这两位苏格兰贵妇何时与弗雷德里克相识的，不过 40 年代初简·斯特林已成为弗雷德里克众多女弟子之一，已为人们所公认。

简·斯特林很快地加入了崇拜弗雷德里克的行列，她出众的才貌和对钢琴的理解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重视。

1844 年，弗雷德里克把两首夜曲题赠给她，像对待其他女弟子一样， 弗雷德里克总是彬彬有礼地送她到门口。

简·斯特林想学大提琴的建议提出后，弗雷德里克立刻为她介绍了著名大提琴家弗朗肖姆。她与弗雷德里克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 埋藏在她心底的爱慕感情升华为纯洁的爱情时，那是 1846 年冬天的事。弗雷德里克的“奥尔良方场”寓所里第一次消失了乔治·桑的笑语

声，但同时又第一次出现了简·斯特林忙碌的身影。

一大堆生活杂务琐事经她处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一个渴望贡献自己一切的苏格兰女人的坚定意志。

她不失时机地填补了乔治·桑离去后的空缺，这也正是弗雷德里克迫切需要的。

弗雷德里克的姐姐露德维卡也渐渐知道了简·斯特林的名字，1847 年底，远在华沙的露德维卡收到了简·斯特林通过弗雷德里克转寄来的新年礼物——一本英国出版的《妇女指南》。

不过弗雷德里克则不愿接受简·斯特林炽热的爱情，他始终坚持一

个原则：友谊就是友谊。

然而简·斯特林仍然继续扮演着似乎谁也无法夺去的角色：漂亮的看护、女总管、公关小姐等，赢得了弗雷德里克朋友圈子里的公认。

弗雷德里克在巴黎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前所有准备工作的杂务事，几乎都由她和姐姐全部承担下来。为了让弗雷德里克有更为充足的试弹时间，简·斯特林甚至让人将要演出的那架钢琴搬进“奥尔良方场”， 演出前，又不辞辛苦地搬运到普雷耶尔大厅里。

与乔治·桑分手后，弗雷德里克的情绪十分低落，身体状况也愈来愈令人担忧。把他从痛苦的往事回忆中解脱出来，有效的捷径便是劝他换个休息环境。

普雷耶尔大厅的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就在议论纷纷，猜测弗雷德里克的去向：荷兰、德国、俄国，甚至是华沙。露德维卡和妹妹伊扎贝尔卡听到此传闻，也竟然争执起来：谁先接待阔别故乡 18 年的弗雷德里克。

1848 年 4 月 8 日，伦敦的《雅典娜神庙报》宣布了弗雷德里克即将来英国的消息，也透露了他可能在伦敦定居的意向。

毫无疑问，简·斯特林姐妹俩的劝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并不排除简·斯特林的美好设想，让这次英国之行把自己的显赫贵族亲戚介绍给弗雷德里克，使他产生一种自傲感，娶一个贵族小姐将给他带来后半生的幸福。

人们后来不由得指责她为了渴望爱情，却把虚弱的弗雷德里克带到了更不利于他身体健康的英伦三岛。

但是人们忽视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弗雷德里克为何同意去英国，他难道不知道此行会对自己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

由于弗雷德里克对自己的前途已丧失了信心，其中包括自己心爱的音乐事业、婚姻和身体状况等等。其实他对这次英国之行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称之为“伦敦的深渊”。

但他为了竭力摆脱与乔治·桑分手的巨大阴影，在他看来这至少是大丢面子一事，加之去英国还是他父亲生前赞同的一项计划。与其在巴黎等待死神的降临，还不如使出最后的力量去完成最后一个夙愿（这与上次去英国游玩截然不同），也许能为他音乐生命的尾声带来一丝光明。

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心情，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踏上了海轮的甲板。1848 年 4 月 20 日，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再次让这位音乐天才尝到了厉害。

简·斯特林姐妹俩已经为他在伦敦的本廷克大街 10 号预订了一套房间。翌晨，教堂的沉重钟声在告诉他：今天是耶稣受难日。

复活节后，他又搬到了皮卡迪里广场旁的多佛大街 48 号，这是一幢漂亮的小楼，他一直住到夏季为止。

他的客厅里已摆放着三架大钢琴，分别是普雷耶尔、埃拉德和布罗德伍德钢琴商驻伦敦的代表送来的。这番好意却引起了房东把房租提高一倍的决心，因为发现这钢琴主人不是一般的房客。

简·斯特林姐妹俩则像打足气的皮球，整天都是精力充沛地为他张罗社交应酬的事，甚至连他的生活细节也考虑得很周到，包括他使用的信纸都印有他的姓名字母。

这一对热情的苏格兰姐妹俩忙碌的结果却是在折磨弗雷德里克，他

哪里还有充裕时间休息，更谈不上弹琴创作了。

弗雷德里克在写给巴黎友人信中开始抱怨说：“⋯⋯我一共有三架钢琴，但是由于我没有时间弹奏，那又有什么用呢？拜访和回访多得不计其数，我的时光像闪电一样飞逝。”

“充满了拜访、午餐会和交际晚会的生活把我累坏了。近日来我吐血了，我只靠吃柠檬和冷饮来治疗⋯⋯”这时他来伦敦才一个多月。

伦敦已有许多巴黎的名流，他们大都是害怕“二月革命”的风暴而离开巴黎的，在这里他们以各种方式举办音乐会或参加歌剧演出。

弗雷德里克的到来在这里的音乐爱好者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著名的英国爱乐乐团曾经公演过他的钢琴协奏曲，大家都渴望着能当场聆听他的演奏。

爱乐乐团的指挥向弗雷德里克发出合作演出的邀请，这项殊荣连卡尔克布雷纳和哈莱也求之不得，但是弗雷德里克胆怯了。

他看了爱乐乐团的排练之后，认为“他们的乐队就像他们的烤牛肉和甲鱼汤一样，又硬，味道又浓烈，此外一无可取。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排练时间从来都是不够的，因为多花时间就要多花钱。”即使排练一次， 也是发给人们赠券来听，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他以身体欠佳谢绝了这次邀请，因而得罪了一些权贵人士，这给他带来了不良后果。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邀请，当他坐在豪华客厅的钢琴前，周围是温文尔雅的伯爵和太太、小姐，他仿佛又回到了以往美好的岁月。

5 月 15 日，斯塔福德宫的大厅里聚集着显赫的皇亲国戚，英国女王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移驾光临，使得主持这场豪华宴会的萨瑟兰公爵夫妇感到十分荣幸。

应邀出席演奏的弗雷德里克尽管见到过巴黎皇宫的景象，但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在家信中描述说：

（宫里的）楼梯以其华丽著称。它们不是从前厅或前室里引出来的，而是在几个大厅的中央拔地而起，就像是大厅的一部分，装饰着异常精美的绘画、雕塑、柱廊、地毯⋯⋯其图案设计和透视效果都是最上乘的。

（女王）在耀目的灯光下，她珠光宝气、缎带点缀；那些皇亲贵族穿着吊袜带， 和女王一起走下楼梯，那下楼的姿态极为雍容优雅⋯⋯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演奏，弗雷德里克感到特别兴奋，他的纤美典雅的琴声立刻引起了这些高贵听众的浓厚兴趣。阿尔伯特亲王特地走到钢琴边与弗雷德里克亲切交谈，并把他引见给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显然他的琴声很适合女王的欣赏口味，女王破例地两次向他致意。

这种殊荣立刻引起了新闻界的重视，《伦敦图片新闻报》报道了这次非同寻常的音乐会，并着重指出，“星期一肖邦在斯塔福德宫女王陛下御前的演奏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弗雷德里克也表示满意，称这次“演奏似乎非常成功”，是一次“出色的音乐会”。

他好像一下子变得乐观了，“如果我仍然能够整天从安娜什走到卡

依法什去，如果我不是吐了几天血，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爱情上受了致命的创伤，也许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是“御前的演奏”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原先他还对即将召进皇宫去演奏一事抱有很大希望。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曾谢绝与爱乐乐团的邀请引起了严重后果，因为爱乐乐团指挥同时也负责组织宫廷音乐会。

在认识许多高官显贵之后，弗雷德里克感到很失望，特别是他们对音乐的轻率态度，“这个善于到处钻营的上流社会是高傲的⋯⋯成千上万件事儿纠缠着他们，使他们处于各种无聊的礼节包围之中，以至于音乐的好坏对他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听音乐。在这里， 每次花展有音乐，每顿午饭有音乐，每次旧货拍卖也有音乐。”

音乐成为上流社会繁芜礼节的附属品，是无聊政客们调节气氛的工具，是大腹便便商贾们的剔牙助兴物，是贵妇人附庸风雅的装饰品。

更使得弗雷德里克吃惊的是搞音乐的人受到某种歧视，“⋯⋯这里艺术被理解为绘画、雕刻和建筑。音乐不是艺术，也不叫艺术⋯⋯音乐只是职业⋯⋯没有人以艺术家来称呼任何一位音乐家。”

音乐既然被当作是一种可怜的服务性职业，那么弗雷德里克的主要收入来源——授课的费用也大大降低。有的女弟子甚至还想赖掉上课费用，干脆一走了之。

这给弗雷德里克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嘲讽这些缺乏音乐素质的学生，“他们并不去感觉或是真的热爱音乐。今天，我让一个新学生唱一段乐句给我听，她就像一只被人踩住身子的老鼠那样尖声唱起来，直嚎得我感到恶心为止。”

“我还从来没听过有哪个英国人唱歌唱得准的：他们总是走调。我认为英国人的耳朵很笨，他们永远创作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音乐作品。”这一番气话也过于刻薄了，但他对伦敦已开始失去了耐心，他说： “我的心根本不在伦敦，20 年在波兰，17 年在巴黎，在这里我感到很不

自在⋯⋯”

然而简·斯特林姐妹俩依然充满信心，整天带着名片在伦敦串来串去，劝说弗雷德里克去拜见所熟悉的社会名人。有时他只好忍受着马车的颠簸，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伦敦上流社会好奇地注视着这特殊的“一家子”，也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扮演这种受罪的偶像，究竟还要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