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别了，维也纳

为了节省开支，弗雷德里克让出了空荡荡的原先住处，搬到了四楼一套舒适的房间里。每天早晨他练琴一事并不正常，有时干脆睡懒觉。 “蒂图斯走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起落到了我的头上。不计其数的

午宴、晚会、音乐会、舞会使我厌倦。在这里我是这样的悲哀、郁闷、凄凉。”

弗雷德里克除了在信笺上能够直接倾泻感情之外，他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应付社交的假面具。他想举办音乐会的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剧场经理对他无偿演出一事，有时还表现出一点兴趣，但一提到报酬，就显得很冷漠。

一位好心朋友提醒他说，维也纳已经不再是贝多芬、舒伯特的天下了，轻歌曼舞的旋律已控制了这里听众的音乐耳朵。弗雷德里克细心观察一下，果然是风气变了，“维也纳最时髦的一种娱乐形式，就是在豪华的餐厅里举行音乐会⋯⋯奏华尔兹舞曲，听众们则在进餐。每一曲奏

完都会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如果乐师们再接着表演一些轻松的歌剧选曲、歌曲和舞曲，听众就会欣喜如狂。”

如此低下的欣赏水平，与一年多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也在各个出版商面前遭到冷遇，因为出版商胆小多疑而生怕亏本。

尼古拉夫妇接到儿子的信，总是相信他在维也纳过得很愉快。但是弗雷德里克难以忍受这样单调重复的生活方式，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描述过一天的生活：

早晨有一个傻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仆人把我叫醒。他给我端来咖啡，早晨，我常常吃冷餐，我弹琴。将近 9 点钟来了德文教员，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弹琴。到 12 点钟，来了一位在法院工作的非常可爱的德国人列登·弗罗斯特，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和他一起去这座城市四周的斜坡上散步。然后，如果有人请我，我就去他那里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我们就一同去“波希米亚女厨师”饭店，当地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吃饭。饭后，在最漂亮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我去访友。黄昏时分回家，梳理头发，穿上靴袜，就去参加晚会。一直到 10 点、11 点，有时甚至 12 点钟才回家——弹琴、哭泣、读书、看看、笑笑、睡觉、熄灯。

他脸上仅存的一点红润也已褪去，长长的头发被烫成漂亮的卷发，两颊留起了鬓角。如果以前在华沙认识他的人，现在见到他这副模样准会大吃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音乐，如果剧场里上演歌剧和音乐会，他准会去聆听。他还结识了音乐界的许多名流。

对于 24 岁的捷克小提琴家斯拉维克的演奏技巧，弗雷德里克非常赞

赏，“他能用琴弓断奏 96 个音符，简直难以置信，除了帕格尼尼以外，我还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演奏。”

他俩成了好朋友，并在一起谱写《贝多芬主题变奏曲》。弗雷德里克听他拉小提琴的次数越多，越佩服他能抒发出内涵丰富的真挚感情，并预言他会超过帕格尼尼。不幸的是两年后，斯拉维克就去世了。

不过弗雷德里克对于维也纳其他的音乐同行，则非常挑剔。他一面称赞歌剧院女高音演员“歌喉是罕见的，音高一直唱得很准，音符和滑音既纯洁又柔和”，一面则批评她唱得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听她演唱，弗雷德里克甚至感到自己的鼻子都快要结冰了。

弗雷德里克一想到自己受到的冷遇，就对弹奏钢琴的同行能有机会公开演出而感到愤愤不平，称他们是“一群无一例外的平庸的琴师”。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波兰曲调改换成取宠于听众的可怜工

具，这人就是小提琴家海尔兹。他玷污了波兰曲调，就是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神圣、美丽的家园。

1831 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仍然不好。尽管他仍然在创作，并且大提琴家梅尔克鼓动他参加一次名流募捐的音乐会。

月 2
日，《大众戏剧报》登载名流表演的名单上，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名字后特地添加了“钢琴家”的括号注明。也许这并不是主办者想推崇他，而是担心他的名声远不如其他名流表演者，在这里听众心目中他的名字还很陌生。

弗雷德里克对这里人的健忘症感到不可思议，他以不屑一置的高傲态度来蔑视主办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报刊和广告都已经宣布两天后我要举行音乐会，但好像永远也不会举行一样，它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爱听恭维的话，因为它们会使我更愚蠢——我真想去死，但我又是多么想见到双亲。”

思念、忧郁、焦急思想感情的最好宣泄方式，便是在他钢琴的黑白键上弹奏，在创作的乐曲中寻找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玛祖卡舞曲、圆舞曲、叙事曲和最后一部管弦乐曲《降 E 大调波洛奈兹》等的旋律，仍然在他心灵中不断地涌现。

创作中的浪漫意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巨大反差，他也在反思，在观察，在判断。

他甚至责备自己以往出国前的天真想法，“至今在国外看到的一切，我觉得都是陈旧的，不堪忍受的，它们只能促使我思念着回家，思念我未曾很好珍惜的那些幸福自在的时光。过去我觉得伟大的东西，如今成了平平常常的东西，而过去我觉得平平常常的东西，如今却成了非凡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变得伟大、太崇高了。”

现实与理想、条件与意志、环境与生存双重性的磨炼，促使弗雷德里克在逐渐成熟，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音乐创作。

月间意外的惊喜，使弗雷德里克的不平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安抚。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里，弗雷德里克在朋友陪同下，想看看这里珍

藏的大量古旧乐谱手稿。

在新藏品的架子上，弗雷德里克发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印有“肖邦” 的名字。

起初他还以为这是误拼或拼错的名字，因为有一个法国作曲家名字的发音与拼写和“肖邦”容易混淆。

当朋友把盒子里厚厚的、装订很好的乐谱手稿取出来时，弗雷德里克这才相信这正是自己的东西，大约是哈斯林格把手稿转给了帝国图书馆。

“这帮蠢家伙，难道不会找些更好点的作品保存吗？”弗雷德里克摇摇头。

不久在收藏家阿洛依斯·福克斯那里，弗雷德里克发现在主人珍藏的 400 份乐谱中也有自己的手稿，即为两架钢琴写的回旋曲。

私人收藏者与国立图书馆已认识到弗雷德里克作品的潜在价值，将给他们带来非凡的殊荣。

月 11
日，维也纳凯尔特涅托尔剧院舞台上再次出现弗雷德里克的瘦弱身影。这里曾是弗雷德里克崭露头角的发福之地，但听众们似乎都已淡忘了这位波兰小伙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演奏的《E 小调协奏曲》浪漫色彩也十分出色，但其中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仍然让这里的听众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在走近一片带刺的红玫瑰园地。

令人回味的是这一次募捐音乐会的压轴节目却是一段芭蕾舞，也许听觉艺术已难以引起人们的遐想，不如视觉艺术更实际些，容易满足于感官刺激。

原先曾推崇弗雷德里克的有名记者已与女儿离开了维也纳，这对于

弗雷德里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大众音乐报》的记者显然对此

《E 小调协奏曲》的印象不佳，在以后写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部严肃作品并没有改变听众以前对这位作曲家的印象。”

这低调子的短评见报的 5 天之后，这位记者死于当时一场可怕的霍乱之中。

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演出最后一场音乐会后，也并没有对当地评论界抱着任何奢望。这时（7 月 6 日）有一位杰出的波兰诗人却用火一般的语言激动地对弗雷德里克说：

你当然应该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人，我深信你能够做到，而且你作为一个波兰民族的作曲家，你将为自己的天才开辟无限丰富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上你将获得非凡的声誉。但愿你不断地注意民族性、民族性，再说一遍，民族性。

这封信的作者是斯泰凡·维特维茨基，他的来信让弗雷德里克回想

起在华沙小咖啡馆里与莫里斯等人相聚的日子。 “干杯！”曾是莫里斯向弗雷德里克寄寓厚望的铿锵语言。现在他

们在华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希望弗雷德里克能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奉献自己的音乐才华。

远在华沙的维特维茨基虽然无法听到弗雷德里克的钢琴声，但他相信“波兰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称将会使弗雷德里克明白生存的意义。

虽然弗雷德里克后来未能创作出维特维茨基所希望的伟大歌剧或者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者”，但是他注重民族性的音乐创作已被历史所证明，这正是他短暂一生所确立的崇高目标。

华沙来的每一封信，弗雷德里克都会惊喜万分，他希望能了解到家乡的所有变化。

他不想对父母诉说自己的苦闷，总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他只好说： “我很快活，什么都不缺，玩得很痛快，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独一人。”其实他已无法再忍受被维也纳遗忘的冷遇，他想到巴黎去。早在 1831

年初，他就表示，“如果巴黎平静下来的话，一个月后我将到那里去。” 他下决心要走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却又死皮赖脸地挡道，甚至他的

护照竟然在维也纳警察署里神秘地“失踪”一阵子。

为了避免被怀疑想加入波兰流亡组织（鼓动法国反对俄国），弗雷德里克只好向俄国大使馆（必须得到它的批准，才能延长在国外居留的期限）申请去伦敦，因此在他的护照上出现了“经由巴黎去伦敦”的准许字样。

于是一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前，他还对巴黎的朋友感叹说：“我只是一个过路人。”因为巴黎大使馆发给他的只是一张过境签证。

月 20
日，弗雷德里克终于踏上了去德国慕尼黑的马车，与他同行的是波兰同胞诺贝特·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1801—1853）。

库梅尔斯基比弗雷德里克大几岁，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还想外出继续求学，他以后成了一位自然学家。弗雷德里克正是意外地遇到他，才使只身前往慕尼黑的孤独心理暂时得到了缓解。

马车扬起了尘埃，将维也纳渐渐地抛远了。别了，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