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幸福的源泉边

11 月 23 日，在忠心耿耿的仆人丹尼尔和一位波兰同胞的陪同下，弗雷德里克启程返回巴黎。第二天下午，他已躺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紫罗兰的芬香使他又回想起过去的往事。

巴黎的朋友闻讯赶来，最好的医生也被请到他的床榻前。经历了 7 个月的伦敦之行，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休息。

1849 年的春天悄悄降临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他觉得这宽敞的房间里应该响起琴声和歌声，这毕竟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月 30 日和 4 月 11 日，他在客厅里果然举行了两次音乐会。遗憾的是他已无法坐在心爱的钢琴前了，只好由他的学生弹了几首他的作品。引起少数听客注意的是戴尔芬娜也露面了，她的甜美嗓音仍然是那

么有魅力。

弗雷德里克浮肿的脸上已看不见当年的潇洒、风流的痕迹了，但他记忆中的青春旋律依然在时时响起，与戴尔芬娜的歌声融汇在一起。

尽管他与她现在的称呼近似于刻板的客套，往日的缠绵情感已消失了，但积淀下来的却是真挚和友谊，她与他的来往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使得双方欣慰。

窗外的春色那么迷人，强烈地吸引着弗雷德里克到户外走动。丹尼尔帮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以往要出外赴宴一样，然后坐着马车在大街溜达一圈，或者偶尔上朋友那里。

音乐出版商施莱辛格也不计前嫌，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念头，请求弗雷德里克拍一张照片，于是那件从英国带回来的灰色大衣和他浮肿的脸就构成了永久的纪念——遗像。

梅耶贝尔的歌剧《先知》首场演出时，弗雷德里克竟然抱病去观看了。当他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病床上时，那歌剧演出的糟糕音乐仍然使他愤愤不平。

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音乐灵感怎么会又重新涌上了他的心头，产生了两首新的玛祖卡舞曲，不过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

天气渐渐转热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好心的朋友把他送到帕西高地的沙伊奥疗养，希望这里的新鲜空气能缓解他的病情。

弗雷德里克喜欢长时间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闭目休息，写信成了他倾述感情的最好方式。

他已感到浑身疼痛，哪怕是稍稍动一下，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恼。幸好还有不少朋友赶来看望，大都是崇拜他的贵妇人。

有一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登门求见，原来她就是当年走红的意大利高音歌唱家安琪丽卡·卡塔拉尼。当年她到华沙演出期间，听过 9 岁弗雷德里克的演奏，还赠送给他一块金表。

此时俩人重新相见，感慨万千，一眨眼却过去了整整 30 年。几个星期后，这位老太太便死在可怕的霍乱瘟疫之中。弗雷德里克的老朋友卡尔克布雷纳也被霍乱夺去了生命。

许多朋友被迫离开霍乱猖獗的巴黎，这时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却勇敢地出现在弗雷德里克的面前。不管弗雷德里克怎么抱怨，但她俩毕竟让他摆脱了空瘪钱袋的困境。

当弗雷德里克离开伦敦时，他的积蓄已只能勉强支撑 4 个月，因而身体稍好时，他就强迫自己教课，弥补生活开支。

尽管也有好心朋友慷慨解囊，但他还是不得不悄悄地借钱。远在华沙的老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目前的困境，便设法筹集了 2000 法郎寄来，并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思念之信。

简·斯特林姐妹俩却大吃一惊，因为今年 3 月份，她俩还匿名寄给

了弗雷德里克 25000 法郎的巨款，怎么会一下子都用完了，莫非⋯⋯ 弗雷德里克的挚友格日马瓦伯爵听了她俩提出的疑问后，便与几个

朋友商量，决定不惊动警察⋯⋯

对于“奥尔良方场”看门人的一番严厉逼问后，看门人只好把藏在壁炉座钟后未拆开的大信封掏出来，说是忘记交给弗雷德里克了。

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板着脸拒绝接受这笔赠款，他觉得这只能使他感到十分羞愧和恼怒，除非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赠送的。

素知老师脾性的古特曼，耐心地弯下高大的身子，反复劝说，弗雷德里克才勉强收下这笔巨款的一半。这才让简·斯特林姐妹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一个美好的心愿。

6 月 25 日，弗雷德里克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呼吸困难，渴望见到亲人的强烈念头促使他写信给姐姐露德维卡：

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你们上我这儿来。我身体虚弱，而且任何一个大夫也不能像你们那样有助我⋯⋯

办理护照和筹集路费进展速度如何，请马上给我回音。要知道柏树也有它变化无常的脾气，而现在我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脾气就是想在此地见到你们。

月 9
日，露德维卡和丈夫、孩子一起匆匆赶到沙伊奥，这次姐弟相见再也没有任何欢乐和笑声了。

不久露德维卡一家护送弗雷德里克返回巴黎，在旺多姆广场 12 号的邻近租了一间朝南的新住处（那里曾是俄国大使馆），露德维卡努力营造一种家庭气氛，这正是弗雷德里克一直所企望的。

新学期开学了，露德维卡的丈夫不得不返回华沙去教课，留下了露德维卡和孩子陪伴着弗雷德里克。

这时露德维卡收到了来自诺安的乔治·桑于 9 月 1 日写的信，“听说你在巴黎，但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你得到有关弗雷德里克真实的消息了⋯⋯我冒昧地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因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被自己的孩子忘却、遗弃，但却没有停止爱他们的母亲⋯⋯”尽管信上用了“你”的亲昵称呼，但信的最后一句则使人反感，因

为她早就接到关于弗雷德里克病情严重的朋友来信，信上再三恳求她放弃偏见，到巴黎去看望一下弗雷德里克，但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

“现在要我去看望他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一旦围攻状态结束，如果我能用不着担心遭到迫害和失去自由而到巴黎住上几天，那时他若想见我，我一定不会拒绝他。但是我深信，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愿望的。他的爱情早已消逝⋯⋯”（7 月 19 日）

此时，乔治·桑仍然不相信弗雷德里克的病情已恶化，也不相信弗雷德里克想见她，更不相信弗雷德里克已“放弃”和她的女儿、女婿联手“围攻”她的意图，甚至迫使她失去“自由”⋯⋯

这样执迷不悟的强硬态度连巴黎的朋友都感到不可理解，格日马瓦伯爵也感到很气愤，在弗雷德里克去世后说：“那时我确信，倘若他没有倒霉地结识那位毒化了他整个生命的乔治·桑的话，那他会活到凯鲁比尼的年纪了。”（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凯鲁比尼活到了 82 岁）

露德维卡也没有心思回信给乔治·桑，因为后者要想知道弗雷德里克的确切病情，只需来一次巴黎，也比说上一千遍一万遍好听的“爱”、“母亲”之类的词语更实际，也更富有感情。

月底，更多的人都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急剧恶化，吵吵闹闹地

聚集在旺多姆广场 12 号邻近的门前。

弗雷德里克满足了每位前来探望者的要求，说一句亲切的话——遗言。许多贵妇人认为昏倒在弗雷德里克的病榻前，是一件义不容辞的时髦大事。

还有那些挤进来抢着拍照的、画速描的、看热闹的，把一个好端端的病房折腾成了乱哄哄的大舞台。

最后，身材高大的古特曼发怒了，立即指着房门，命令这些人统统出去，并气冲冲地把守着房门。

索朗芝和丈夫从加斯科尼赶来，在弗雷德里克的病床边履行自己的义务。戴尔芬娜从度假的尼斯之处匆匆赶来时，弗雷德里克已处于濒死状态。

有一位神父从罗马返回巴黎的路途中获知弗雷德里克病危的消息，他顿时觉得自己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帮助童年时的朋友度过生命最后时刻，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耶沃维茨基。弗雷德里克与神甫互相拥抱，一起流泪。“⋯⋯作为圣礼的忏悔，我无法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的友谊向你诉说一切，但换一种方式不行。”弗雷德里克谢绝了神甫的请求。

在他弥留之际，他想起了自己心爱的音乐作品，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能有不少作品，或多或少与我的名字不相称，请你们以对我的热诚的名义，把它们统统烧掉，除了创作方法的基础，我把它留给了阿尔康和雷贝（1807—1880，法国作曲家），让他们从中得到一点补益。其余的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因为我很尊敬听众，我不愿让那些不配给听众的作品以我的名字扩散开来，而且要我来承担⋯⋯

弗雷德里克要烧毁他还没有出版的乐谱手稿的遗嘱未曾保留下来，

人们也十分珍惜这份音乐遗产。

他接连几小时做这样高尚的考虑，表现出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意志和品德，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

月 17 日晚上，巴黎的天气寒冷，阴云密布，不一会下起了秋雨，
淅淅沥沥敲打着屋顶。

弗雷德里克的卧室里却传出了一个女高音的歌声，那是贝利尼和罗西尼创作的几首曲子。

戴尔芬娜含着眼泪答应了弗雷德里克临终前的最后请求，她哽咽着唱着，歌声像一只滴血负伤的百灵鸟飞翔在每个人的耳边。

弗雷德里克无力地躺在床上，他心中涌动起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闻到了家乡的清新空气⋯⋯马车碾过石子路的响声，带着哨音飞向蓝天的鸽子，还有灯光闪烁的窗口，那是母亲在低头祈祷，姐姐和妹妹焦急不安的眼睛在盯着窗外黑暗的夜空。

他觉得身子飘飘然，在向上飞腾，向庄严钟声敲响处飞去，父亲、瑞夫尼、卡尔克布雷纳等人在一座七彩的巨大门拱前向他招手，“弗雷德里克⋯⋯”

耶稣、玛丽亚和约瑟夫在五彩光环中出现，盈盈走来，一个冷冰冰的黑色十字架渐渐靠近了弗雷德里克的嘴唇。

“我已经到了幸福的源泉边⋯⋯”

1849 年 10 月 18 日凌晨两点，弗雷德里克·肖邦溘然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