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奥尔良方场

坐落在巴黎圣·拉扎尔街 34 号的公寓楼区是按照意大利“城市庭院” 风格建成的，取名为“奥尔良方场”，这个英法混合的名称与这里的楼区房主是英国人有关。

这是一个租金昂贵的高级公寓住宅区，分为九个编号楼群区域。每个独立的公寓里有各种功能的房间，除了卧室、起居室、工作室等之外， 还有为随从和仆人建造的小屋和马厩等附属设施。

一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坪、安静舒适的环境和豪华典雅的气派，成为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竭力推荐的充分理由。

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不大放心，亲自去察看了一下，觉得很满意。从此“奥尔良方场”成为他俩合住时间最长的新居。

1842 年 9 月，他俩决定搬家，乔治·桑在诺昂和巴黎的三个原住处之间奔波忙碌。新居室内装潢和家具摆设又成为他俩共同商量的热门话题。

弗雷德里克花了年租金 600 法郎，在第九区的一楼租了一个小套间， 搬进去一架三角钢琴和一架立式钢琴，这也是他为了更好地教授学生。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乔治·桑有些妒嫉地说，那是“用来接待他那些美丽高雅的伯爵和侯爵夫人的”。

乔治·桑则在第五区的二楼租了一个大套间，每年租金要付 3000 法

郎。她的儿子在学美术，便花了 800 法郎的租金为他在同一区里租了一间工作室。

“奥尔良方场”的住户大都是富有的艺术家或者是贵族成员。除了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卡尔克布雷纳等人之外，还有雕塑家当丹（曾为弗雷德里克塑造了一座胸像）、名扬欧洲的舞蹈家玛丽·塔里奥尼。

塔里奥尼在梅耶贝尔的歌剧《恶魔罗伯特》第三幕幻想舞蹈里担任女主角，后来她与父亲一起接受了《仙女》芭蕾舞剧，该剧标志着芭蕾舞进入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

编写此舞剧的却是巴黎歌剧院著名歌唱家亚道夫·努里，他是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1839 年春，努里不幸去世时，弗雷德里克特地赶去吊唁，并在教堂里用风琴演奏，寄托哀思。

“奥尔良方场”的众多住户无形中有一种集体荣誉感，每个成员都以周围是高贵而有才华的邻居而感到自己的名声卓著。

第七区的玛尔里亚妮夫人家里的晚上聚餐，成为一些邻居每天喜欢互相见面聊天的好机会。

乔治·桑喜欢交际的脾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往难得相聚的新老朋友立即在她这里找到一种温暖和亲切感。她还特地租了一张台球桌供来客玩乐，客厅里无拘无束的笑语声使她仿佛又回到诺昂的别墅里。

乔治·桑的儿子似乎也想在美术上有所成就，经常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她的女儿也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每次从寄宿学校回来， 乔治·桑总觉得全家又团圆了。

弗雷德里克的钢琴王国距离乔治·桑住处也很近，除了各自的工作时间之外，他俩就可以在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

一切都似乎在平静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及

其子女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汇集着一个可怕的感情暗流漩涡。在乔治·桑的回忆录里总是把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关系反复强调为“母子”性质，以一种宽厚、仁慈、怜悯的女性长者口气谈论弗雷德里

克——“我的另一个儿子”。

这种居高临下的“爱”很容易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纯洁无邪的女神， 而弗雷德里克与异性的各种亲密交往则成了一种带有孩子心理的调皮和不成熟的行为方式。

这正是乔治·桑的聪敏过人之处，这种“爱”必然要胜过其他女性对弗雷德里克的感情，而且她也相信弗雷德里克无法离开这种“爱”， 否则他难以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一次，乔治·桑恰好不在巴黎，弗雷德里克在“奥尔良方场”生了一场大病，接连几个晚上不停地咳嗽，脸憋得发青。咳嗽好不容易暂停时，他反而觉得更加难受，恨不得死死掐住自己的喉管。

等到乔治·桑在外地听到此事时，弗雷德里克最难熬的几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乔治·桑深深明白他俩在对方心目的地位，“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她在给朋友信中说，“我愿意照顾他，他也需要我的照顾， 我想念他的身躯，想念他的声音，他的演奏，他的忧郁的性格，甚至他那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可怜的天使！至于我，我决不会让他失去我的， 这点您可以放心，我的生命已经永远奉献给他了。”

但是乔治·桑不得不同时考虑儿子和女儿的反映，儿女已长大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已越来越不满意母亲与弗雷德里克的这种爱情关系。

弗雷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房客”的身份终于有一天会被残酷地撕去，担忧将来不知飘零何处。

重新找一个理想的情侣结婚、成家，这个念头曾刚刚升起，立刻被他厌烦地扔掉。他不愿再回想起过去的“黄昏之梦”——羞辱和怨恨， 结婚只能是一个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幸福彼岸。

他的父母和姐妹也不想在他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让岁月的流逝慢慢地磨去那痛苦的回忆，并相信他在巴黎生活得很好，有乔治·桑这样善良的女主人无私的照顾，家里人也就放心了。

弗雷德里克一方面在信上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让思念亲人的文字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和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戴尔芬娜迷人的倩影。

“可怜我吧，戴尔芬娜，我太需要你了，请不要拒绝我，否则你会永远为此感到内疚的。”

“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哦，我那可怜的心呵，它总是充满痛苦、悲伤和渴望，得不到幸福！”

弗雷德里克的表白，虽然打动了戴尔芬娜的芳心，他俩的感情发展成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但是，戴尔芬娜无法替代乔治·桑的角色，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只好在“奥尔良方场”继续扮演着“房客” 角色。

他有时心情很坏，甚至嫉妒与乔治·桑来往的男性，有时则带着一种负罪感，愈益思念家人和故乡，并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味着逝去的青春岁月。

他想离开乔治·桑及其儿女，但又无法离开；他感谢乔治·桑为他做出的牺牲，但又很难再继续发展与她之间的爱情；他赞赏乔治·桑的精明能干，但又无法忍受她作为“女主人”对他这个“房客”的种种指令；他想在乔治·桑的儿女面前装扮出正人君子的长者角色，但回答他的是冷漠或异样的眼神⋯⋯

他在拷问自己的灵魂，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内心的痛苦折磨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忠实弟子古特曼曾听到他在紧紧关上的书房门后哭泣，祈祷上帝宽恕他这个可怜的罪人。

1844 年圣诞节前后，乔治·桑不得不写信给一位治疗“精神抑郁症” 的医生：“请今天来看望一下肖邦，他感觉一直很不好，并为此十分担忧。”

这一年春，弗雷德里克过了 34 岁生日之后，5 月从华沙传来噩讯： 尼古拉·肖邦不幸去世，享年 73 岁。

弗雷德里克顿时惊呆了，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间里。

乔治·桑怎么劝说也没用，只好向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求援，“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明天来看望他，因为在为数不多的能消除他痛苦的人当中，您属于其中之一。由于他的悲伤，我自己也十分难受；现在我无法安慰他”。

换个住处对于弗雷德里克的精神安慰和恢复健康大有好处，去诺昂乡村正是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的充足理由。

在离开巴黎之前，乔治·桑很明智地给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写了一封信（1844 年 5 月 29 日）：

尊敬的夫人：

我想，除了告诉您这个令人钦佩的孩子的勇气和自恃外，我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东西安慰我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的最好的母亲了。您知道，他的悲痛是多么 PGN0186 深沉，他的精神是多么忧郁，但要感谢上帝，他没有病倒，而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便出发去乡下。在那儿，在经受了如此可怕的打击之后，他最终会得到休养的。

他只是想着您，想着姐妹们，他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们，你们的悲伤就像他自己的一样使他不安和揪心。

从您这方面来说，请您至少不要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我不能消除他的悲痛，因为这种悲痛是合乎情理的、深沉和持久的，但我可以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待他以热忱和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像您本人要做的一样。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义务，我为自己能承担这一义务并永远不失职而感到幸福。我向您保证并希望您能相信我对他的一片忠心。

⋯⋯尽管我的同情是如此真挚，但仍不能减轻这一可怕的打击，可是我要告诉您， 我将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您的儿子身上，并把他当作是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因此，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的是告诉您——我最亲爱的朋友所崇敬的母亲，我深切地忠于您。

乔治·桑

这是乔治·桑致弗雷德里克母亲惟一的一封信。乔治·桑将弗雷德里克称作“自己孩子”和“承担这一义务”的肺腑之言，引起弗雷德里克母亲和姐妹的一片赞赏和惊叹，在回信中说：

“弗雷德里克的母亲衷心地感谢您并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拜托给您慈

母般的关怀。请您当保护他的天使⋯⋯”

做母亲的仍然放心不下孑然一身漂泊在异域的儿子，于是露德维卡和丈夫卡·吉德尔泽耶维茨决定前来巴黎看望弟弟弗雷德里克。

乔治·桑得知后立即致信给露德维卡，表示热情欢迎前来，并主动把“奥尔良方场”的住处让出来。她还谈了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六年中，即从我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变化。每天早晨他时常大咳一阵，每年冬天，病情有两三次剧烈的发作， 但最多持续几天，时而有一些神经痛，这就是他的一般病况。其实，他的肺是健康的，这脆弱的器官一点也没有损伤。”

1844 年 7 月下旬，露德维卡夫妇赶来巴黎，弗雷德里克紧紧拥抱了姐姐和姐夫，双方的悲痛与思念之情都融汇在滚滚的热泪之中。

弗雷德里克离开华沙 14 年了，这次与姐姐、姐夫第一次重逢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对于弗雷德里克介绍的许多知名人士，露德维卡夫妇感到很惊喜， 顿时觉察到这位受人尊敬的弟弟的尊贵地位和特殊身份。

巴黎城市的游览观光和在客厅里特地举行的音乐会，这些都表明弗雷德里克在努力营造欢迎久别重逢亲人的亲切气氛。

乔治·桑则在诺安乡村别墅里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华沙贵客。她与露德维卡就像是老朋友，在宁静的乡间小道上愉快地交谈。尽管双方谈话内容很广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乔治·桑运用了一个女作家所特有的机警和聪敏，巧妙地避开了谈论自己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情话题，这在她以后给露德维卡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8 月底，露德维卡夫妇决定动身回国了，弗雷德里克也明白这一天终于会来临，但他仍然掩饰不住心中的伤感，不知道这次与亲人分手何时才能相见。

乔治·桑则努力想冲淡双方离别的压抑气氛，再三请露德维卡夫妇下次再来巴黎，并希望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也来诺昂作客。

她送给露德维卡的礼物是两幅弗雷德里克肖像的素描，这是她写作之余的爱好。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两幅素描，甚至超过其他专业画家为他作的肖像画。显然弗雷德里克的音容言行的特征已融和在乔治·桑的画笔下，因为后者太熟悉了。露德维卡夫妇走了，马车很快消失在远去的尘埃之中。但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露德维卡夫妇还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

每当我走进你们住过的房间，我经常要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们留下的东西。我看到的只是双人沙发旁边我们经常喝咖啡的那块地方，还有卡拉桑蒂临摹的画稿。在我的房间里你留下的东西就更多一些：桌子上放着你的刺绣，一双用英国棉纸

包着的小拖鞋，而钢琴上摆着一支曾经在你的小提包里放过的铅笔头，我给它派上很好的用场⋯⋯

弗雷德里克写给姐姐的信中倾注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与此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乔治·桑致露德维卡的信，她感激地说，“你是肖邦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医生，因为只要说起你，便可恢复他对生活的向往⋯⋯

露德维卡夫妇的来访无形中暂时弥和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

的感情裂缝，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俩还会继续维持着一种亲密关系。 “许多伤痕不可能不愈合，也不可能不聚起新的希望和对上帝的信

任。”

乔治·桑说这话时还充满着某种自信，“奥尔良方场”传出的琴声和笑语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