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堂大夫张仰景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许多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后来他成为一代

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兵祸绵延，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依旧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怜悯百姓， 萌生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初年，十岁的张仲景拜同郡医师张伯祖为师， 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患者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经他治疗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因此他很受百姓们的尊重。少年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便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倾囊相授，全力栽培。张仲景博览医书，遍尝百草，广泛吸收名家医道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父亲的逼迫，汉灵帝时， 张仲景参加了廷考，并且考中了。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病，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仔细地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郎中”，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也就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的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匪浅。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东汉末年，战乱带来的瘟疫，前后达五次之多。张氏家族原有 200 多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

里，就被瘟疫伤寒病夺走了 100 多人的生命。一些庸医和所谓名医，趁火打劫，赚昧心钱，忘记了做医生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 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肿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了《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 又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公元 205 年汗始

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5 年之后，张仲景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共 16 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辩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从这则故事受到什么启迪？我想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中学时期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历史上和今天的有成就者，无不在这个时期就发奋成才。人生大厦的基础是在青少年时期奠定的。这个基础打得好坏，关系到人一生的发展。

第二、要学用结合，把知识运用于实践，培养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终究是肤浅的， 要亲身实践，才能深刻透彻地了解其中的内蕴和精髓。

业精于勤，荒于嬉。

——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