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衰老和疾病抗争

1890年，凡尔纳觉得自己这一年要经常去医院治疗已经积劳成疾的身体，影响了工作，已经变得碌碌无为。他对自己说：“只要我能工作，我就不会再有所抱怨。”当他身体刚刚恢复了一些，他又投入了工作。

小赫泽尔向凡尔纳陈述了自己作为出版商所遇到的困难：公众不再喜欢阅读。

凡尔纳却相反地认为，公众很喜欢阅读，不过被连载小说填饱了，这大概就是单行本销售情况不佳的一个原因。他接着说：“我还有几部作品要写，因而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这几部作品将以小说的形式完成对地球的描绘。”

凡尔纳完成了《布拉尼康夫人》。他非常明白，Mistress不是英国人使用的字眼，但他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经常碰到这个字，这说明还是有人在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他信中谈到，“您给我谈到Mistress这个字，这使我感到沮丧。我一直坚持使用这个字眼。对英国读者似乎有些碍眼，但对法国读者或许并非如此。”

他以一种明显的乐趣描写这位勇敢的女人去寻找自己的丈夫所经历的惊险遭遇。一开头，关于弗兰克林号准备启航的描写，让凡尔纳恢复了原先的那种兴致。

由约翰·布拉尼康船长指挥的、从圣迭戈出发的那艘三桅纵帆船，在新加坡中途靠泊后，即将开往加尔各答。这次航行本来不会出现任何困难。

远航归来后，约翰·布拉尼康将跟他的妻子多莉和小儿子瓦特相聚；这只不过是一次为时几个月的别离。

一艘由埃利斯船长指挥的本达里号航船到达圣迭戈，带来它跟弗兰克林号相撞的消息。根据兰·伯凯的妻子、她堂妹珍妮的建议，多莉到本达里号船上打听她丈夫在这次海上相撞事故中的详详细情况。将她送往本达里号的小艇因操作不慎，不幸将她和怀中的婴儿一同抛落大海。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水手把母亲救起来了，但经多次努力，始终无法找到孩子。

多莉因儿子之死而失去理智；珍妮整日守候在她床前；这么一来，便将她丈夫也引入布拉尼康的家里来。严格控制他妻子的兰·伯凯是个心术不正的恶棍。

他正面临绝境，因而毫不犹豫地要利用当前的时机；成了这位精神错乱的不幸女人的保护人之后，他趁机企图夺取她仅有的一点财产；在得知她将成为家盈万贯的伯父的继承人后，他便图谋插手有希望得到的遗产。

其实，珍妮是被认为没有子嗣的寡妇多莉的当然继承人；那位百万富翁的伯父的遗产将通过她而落入伯凯夫妇的手中。当他发现多莉已经有孕在身时，这项计划濒于破产。他非法地将她关禁起来，孩子生下来后，伯凯连忙将他抛弃在大路上，这样，珍妮将永远是多莉的继承人。

在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他带着吓呆了的妻子一起逃跑。船主安德鲁接替他履行保护人的职责，并发现了他的舞弊行为。

时光匆匆而过，弗兰克林号一直沓无音讯，人们都以为它早已葬身大海。过了四年，多莉在得到悉心照料下恢复了理智。她得知丈夫遇难和伯父去世而即将获得一笔巨大财产。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丧夫。她打算用自己的这笔财产去作远征，以寻找她丈夫和他的船员。

多莉作了两次尝试均一无所获，但这两次远征毕竟使她了解到弗兰克林号曾偏航撞在帝汉海西侧的布鲁斯岛的礁石群上，五名船员的尸骸和弗兰克林号的钟都在该岛上找到了。一切希望尽皆落空。可是，布拉尼康夫人对在圣迭戈上船的九名海员的命运仍存在疑问。

弗兰克林号的大副费尔顿被找到了。他在澳洲生命垂危的消息将原先的结论全部推翻。布拉尼康夫人立刻动身前往悉尼。

费尔顿住在海员医院，生命危在旦夕。经询问，费尔顿在咽气前透露说，船长幸免于难，但被澳洲北部的游牧部落印达斯人俘虏囚禁。

勇敢的布拉尼康夫人随即带领一支远征队从阿德莱德出发去寻找这个部落。

一位年轻的见习水手戈德弗雷终于追上这支旅队。很奇怪，她觉得这位见习水手很像约翰·布拉尼康。相互关切使这位青年跟因生育而身体虚弱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兰·伯凯几经周旋，到达澳洲中部，在布拉尼康夫人旅途中的预定地点找到了她。多莉因重新见到珍妮而高兴，同意让伯凯夫妇加入远征队。

在穿越大沙漠时，布拉尼康夫人及其一行经历了种种不堪设想的危难，个个精疲力竭，正要达到目的时，却遭到一场风的猛烈袭击。

兰·伯凯却趁机背叛，他鼓动黑人护送队逃跑，带着驮载粮食的骆驼和赎身金，到达了印达斯部落，并使约翰·布拉尼康获释。

兰·伯凯随即想杀害约翰·布拉尼康，幸亏一队值哨的警察及时赶到，救出了布拉尼康夫人及其同伴，解除了杀人犯的武装。前去侦察的戈德弗雷突然出现，向约翰·布拉尼康揭露了伯凯的背叛行为。一颗子弹了结了这个无耻之徒。

珍妮却被丈夫严重击伤，大伙找到她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临死前，她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戈德弗雷正是布拉尼康夫妇的儿子，是多莉在精神错乱期间生的。

在这部小说中，布拉尼康夫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南至北踏遍了整个澳洲，这条路线迫使她经受穿越大沙漠的各种考验。对于这位女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锻炼机会。多莉具有非凡的毅力，她的女性特征仅仅表现为她对约翰的爱情和她的母性本能。

布拉尼康夫人除这些品质以外，还有决心，有明敏的智慧。珍妮的主要特性恰恰是缺少这些品质。

凡尔纳小时寄居的桑本太太，曾因当船长的丈夫在海上遇难而悲痛欲绝。他在听到桑班夫人哀叹时，还是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凡尔纳现在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发挥，使对这个故事的记忆重新浮现在他的脑际。

跨入花甲之年的凡尔纳，一边是奋斗，一边是思考，他的思考包括两个方面：对科学热烈的畅想和对自己人生平静的回味。

在思考中，使凡尔纳担忧和悲痛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遭受的挫折和不幸，他还为人类社会命运的前途莫测、科学技术成就被用来危害人类本身而忧心忡忡。

进而他明白，过错不在科学技术本身，也不在发明家和科学家身上，而是那些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的罪过。

他伤愈之后这几年，发明家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然而，此时的发明家再也不是昔日那种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新世界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英雄形象，而是资本家卵翼下的奴仆。

从前，凡尔纳曾梦想过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好处，认为这样的社会能从自然界获得财富，从而改善人类生活。

后来凡尔纳认识到，在现有制度下由于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少数人大饱私囊，多数人只能得到残羹剩饭，并预感到“以大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换取一小部分人的虚假繁荣，必然导致混乱和战争”。

1892年，凡尔纳发表了一部相当古怪的小说：《喀尔巴阡城堡》。

拉·斯蒂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她的歌喉常常唤起听众的热情。而且她“美貌绝伦，披着一头金黄色的长发，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乌黑、深邃的眼睛，容貌端庄，肤色红润，用伯拉克西特列斯的凿子兴许也雕琢不出这样的身材。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从这个女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位欣赏者每场演出都到场，对她的歌声百听不厌，他像影子一般从这个城市跟随她到那个城市。

而这个神秘人物是戈尔茨男爵，他的出现使斯蒂拉实在难以忍受。

年轻漂亮的泰勒克伯爵恰好路经那不勒斯，他也为这位艺术家的才情、尤其是为这位女人的美貌所倾倒。他狂热地爱上了她，并提出要跟她结婚。

斯蒂拉这位能用各种音调声情并茂地表达温情，歌唱灵魂中最强烈的情感，而其心灵却从未体验过这些情感的影响，只希望在艺术中生存、仅为艺术而生存的伟大的艺术家，居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泰勒克伯爵的求婚。因为这位年轻伯爵所拥有的财产将使她能离开舞台，摆脱那位对她纠缠不休的戈尔茨男爵。

关于这桩婚事的流言迅速传开，斯蒂拉最后一场演出的消息也公布出去了。观众为此而悲伤，戈尔茨男爵为此而气愤。

告别演出正在进行。斯蒂拉的歌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人。但一看见她所憎恶的戈尔茨男爵突然出现，她一下子吓呆了。她心绪麻乱。这时，她的歌声嘎然声止。

她倒在台上，因胸部的一条血管绷断，当即死去。戈尔茨男爵给他的情敌留下一封带威胁性的信：“杀害她的是您！您该倒霉了！”然后便远走高飞。

泰勒克伯爵天天呆在他的家族城堡中，过着忧伤悲愤的生活。他头脑里经常出现未婚妻的形象。

泰勒克过了几年隐居生活后，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他决定去作一次旅行。到了喀尔巴阡地区后，他到一间乡村客栈要求借宿。他听说那座残败的城堡常有鬼神出没，当地居民终日惶恐不安。

人们告诉他：在这座城堡里的确经常发生一些古怪现象，各种声音甚至一直传到客栈大厅。

泰勒克伯爵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心里不以为然。

一个年轻的森林看守人、法官科尔茨的女儿的未婚夫，在当地一位很大胆的人的帮助下，冒险去察看一下这座旧城堡。他刚到达吊桥便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袭击，因而半身麻痹、沮丧地折回来了。至于他那位勇敢胆大的同伴，竟呆立原地无法动弹。

泰勒克意欲亲临现场，好让城惶诚恐的村民放心。当他听说这座城堡属于他的情敌、已失踪多年的戈尔茨男爵时，他心里竟产生了莫名的不安。他似乎觉得，自己插手此事显然不大合适。正当他朦胧入睡之际，他听到了斯蒂拉的歌声。他不再踌躇，终于下定了决心。

就这样，他上路向高踞于一座陡峭的山岗顶上的旧城堡走去。

当泰勒克走近城堡时，夜幕降临了，他在城堡的土台上隐约发现一个身影：这是拉·斯蒂拉的身影。

泰勒克一直深信斯蒂拉依然活着，不过被控制在男爵的手中。吊桥落下来了，他毫不犹疑，立刻向城堡冲去。刚走几步，吊桥升起，折向一条暗道。他成了喀尔巴阡城堡的囚徒，在幽暗坠道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

泰勒克经过许多周折，他终于透过一条罅隙，看清一间破旧的小教堂的内部。戈尔茨男爵正在教堂里跟他的死党奥尔法尼克闲聊。奥尔法尼克是个怀才不遇的发明家，他通过电来产生各种神秘现象，以便将过于好奇的村民远远吓走。秘密架设的一条电话线，使戈尔茨男爵能够随时听到客栈里的顾客的谈话，还可以让村民听到各种他安排好的声音。

从戈尔茨和奥尔法尼克在小教堂的交谈中，泰勒克不仅了解到他们的发明秘密，而且晓得这两个家伙已经决定在他们逃走后，把即将受到警察袭击的城堡炸掉。

泰勒克为防止戈尔茨在逃走时将似乎失去理智的斯蒂拉带走，他千方百计潜进一间客厅，发现男爵正独自坐在圆椅里，面对一个舞台。斯蒂拉在舞台上出现，正在演唱优美的歌曲。

泰勒克伯爵向斯蒂拉冲过去，斯蒂拉双目炯炯地盯视着他。这时，戈尔茨捡起泰勒史掉落在地的匕首，大喝一声：“你竟敢从我手里把她夺走！”随即用匕首向斯蒂拉的心房刺去。

随着一只镜子被击碎的响声，斯蒂拉也消失不见了。原来，这不过是一幅图像！

戈尔茨又说出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斯蒂拉再次从泰勒克的手中逃脱了，但她的声音永远属于我一个人。”

说时迟，那时快，戈尔茨抓过一只匣子，用双臂紧紧抱住，迅速地冲出大厅。

恰在这时，一位袭击者鸣枪，子弹将这只匣子击碎了，戈尔茨极度失望，边逃跑边高喊：“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他们给我砸碎了她的声音！”原来，这个声音是一种录音！

预定的爆炸发生了，喀尔巴阡城堡变成一片废墟，戈尔茨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受害者。奥尔法尼克及时地逃脱了。

泰勒克则成了疯子，口中喃喃有词，不断重复斯蒂拉演唱的最后乐章的歌词。奥尔法尼克把斯蒂拉的录音让给他，当他听到这位钟爱的女人的歌声时，他终于恢复了理智。

泰勒克狂热地爱着斯蒂拉，而且一直热烈地爱着她。他所爱的是斯蒂拉本人，如果说，他因听到她的歌声而恢复理智，那是因为这歌声使他想起他的心上人。

而戈尔茨同样一直热烈地爱着她，但他所爱的是她那作为艺术家的才华。他是个纯粹的音乐迷，他爱的是一种歌声，听不到这歌声，他简直无法生活下去。

《喀尔巴阡城堡》这部作品，是凡尔纳向所爱的对象表示的一种敬意，他爱她，但并没对她直言，而且自己也并不承认。这是双方都没表白过的爱情，因为斯蒂拉也没向任何激动表示过让步。

到了晚年，凡尔纳发觉自己不再愿意为一个女人的微笑而牺牲自己的事业。他在《喀尔巴阡城堡》中表达了这种感情。

其实，早在凡尔纳1889年写给小赫泽尔的一封信中，他就曾暗示说，《喀尔巴阡城堡》已写好很久，他借拉·斯蒂拉的形象提起的那位让他深深眷恋的女人，大概死于1886年。

1896年，已经66岁的凡尔纳，如果不是因为那只跛脚，他依旧健朗得很。他的脸上不少部位都使人想起了维克多·雨果。他就像一位受人尊敬的老船长，脸色红润，生活充实。一只眼皮微微下垂，但凝视出的目光坚定而有神，整个人散发出来自心底的，善良和仁慈的馥郁之气。

这种品性，多年前埃克多·马洛笔下的一个主人公也曾有过。马洛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家伙了”。这同时也是那个冷淡且潜藏起和大仲马兄弟般的情谊，尽管大获成功，但从未树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敌的品性。但不幸的是，他的健康问题困扰着他。近些日子，他的视力渐渐衰退，以至于他无法自如地挥动笔杆，胃痛也不断地折磨他，可他仍如从前般的坚毅。

“我已写了66卷作品，”他说，“如果上帝准予，我想写到80卷。”

1897年11月9日，凡尔纳写信给小赫泽尔说，他就像一部机器那样一直在有规律地运转着，他决不会让机器熄火，这的确没夸大其词。他把1894年便已经写好，但在抽屉里整整放了三年的《美丽的奥里诺科河》的手稿翻了出来，给小赫泽尔寄去了。

这年年底的最后几天，凡尔纳对这部作品的校样作了一次修改，并答应再复审一次；1898年3月4日，他指出在奥里诺科河的那份地图上还应作一处更正。

他竭尽全力去对付岁月和疾病给他的摧残，1899年3月14日，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写道：“但这并没妨碍我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要是不工作，我将会变成啥样子呢？”

尽管如此，凡尔纳那渐渐衰弱的身体还是多次向他发出警告：虽然你此时刚过花甲，却已过早跨入垂暮大门。

由于腿伤久治不愈，他不得不倚手杖行走，一跛一拐，格外吃力；由于糖尿病和白内障，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视力大大减退，读书写作十分吃力。

虽然如此，又被困在边陲山城，与外界接触减少，视力日益衰退，他却心明“眼亮”，对纷繁世界本质的认识越来越透彻。

每天黎明，甚至在黎明之前，他就起床开始工作，11时左右，他出外散散步。简单用过午餐之后，他吸一支雪茄；他背着光坐在圈椅里，用鸭舌帽保护着双眼休息一下；它默默在凝神静思；然后，他迈着艰难的步伐到工业品公司去翻阅期刊，随后再到市政厅去。

他有时也会到大学俱乐部或联盟俱乐部去；最后，他在自家门前的林荫道上散一会步，就回家去。吃过晚餐之后，他在床上休息几个小时，如果睡不着，他就会作填字游戏。

有几位朋友偶尔会来拜访他。他始终是那么平易近人。如果他对某个问题产生兴趣也会兴奋地谈论一番。他十分俭朴，而且无视社会上的舆论，如果他在大街上走累了，他就会随便找一家门前的台阶坐下来休息。

他在平时故意保持沉默，千方百计地躲开无谓的争论，以免因此而扰乱他的安静。他要发表意见时，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开口。

凡尔纳是生活中的强者，因为他克己自强，自律甚严，他不被病痛压倒，也不被挫折屈服，他抑制心头的悲愤，强忍疾患之苦，全身心投入创作，寻找失去的自我。

当他一只眼已完全失明，另一只眼勉强能看见东西的时候，靠顽强的毅力：

我写得慢而认真，写了又改，直到每个句子是我渴望的为止。我常常使自己在事先脑中斟酌至少十部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因此您可以想见，若是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能毫不费力地完成我前面所提的80部小说，只是我在校样上花的时间太多了。

校样不少于七次或八次我绝不满足。在反反复复的修改后，毫无疑问，在最后的定稿中您已经看不出初稿的任何一丝痕迹。

我知道，这是金钱与时间的巨大牺牲，但我需要尽自己所能构建自己文章最美的形质，尽管人们从未在这方面公正地评判我。

同时凡尔纳“尽力把字写得清楚易辨，苍劲有力”；当他写字的手因痉挛而麻木，用半个身子趴在写字台上才不致倒下去的时候，仍笔耕不辍。

当人们一起回到了凡尔纳那间布局匠心的屋子里。他的一侧是一摞校本第六稿，他对着另一份长长的，客人此前兴致盎然地看过的手稿补充道，“这个不过是一份我将要在自己身为一名议员的亚眠市政议会上讲演的报告而已。我对这座城镇的事务十分关心。”

在《北方反对南方》《喀尔巴阡城堡》《拉孔达的微笑》和《机器岛》中，又部分地恢复了他昔日的活力，虽然前两部书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尤其是他在《机器岛》中，又恢复了幽默感。

凡尔纳只有在创作中，才可以倾诉他心中的积郁和悲愤，才可寄托他的期盼和理想，他只有在创作中才能摆脱现实的烦恼，冲淡或暂时忘却他的忧虑和不安，忘却身上疾病的痛苦折磨。

1895年，小仲马，那位自认“很久以来一直爱着您、把我称做您的兄弟”的好友，也离开了人间，无疑给他带来一份忧愁。

1897年8月27日，凡尔纳的弟弟、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保尔病故。因为自己病重，没有能参加保尔的葬礼。弟弟的死，对他打击太重了，几乎难以承受。他给侄儿莫里斯的信中说，“绝没想到你父亲先我而去。”

此后，凡尔纳的健康每况愈下，剧烈的头晕、胃扩张、风湿痛、气管炎、哮喘、糖尿病折腾他四肢无力，心灰意冷。“我很少出门，变得像从前那样深居简出。年岁、残疾、病痛、忧虑，所有这一切使我变成一块铅锭。”“我写起东西很吃力，但这没有妨碍我努力工作。”

尽管如此，凡尔纳仍咬紧牙关进行创作，他依旧像“一部上足了发条的机器那样有规律的运转”，“依旧煽动着幻想之火”，并“绝不让它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