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的优良学风

汉代太学培养了师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和思想道德风尚。在对待教师上，给予太学博士较高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在精神面貌上，注重尊师重道，讲究学术传承；在治学上，强调通经致用，并倡导学术研究和争论，太学生本身学习也相当勤奋。这些都是汉代太学值得称道的优良学风，至今仍有闪光之处。

汉代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属于“高官厚禄”之爵。博士的俸禄开始时为400石，汉代一石折合现在的120市斤。汉宣帝时增至600石，俸月为50斛，汉代一斛为10斗。

600石是秦汉时期官吏级别高低的界线。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答问》记载“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汉书·惠帝纪》记载，“吏六百石以上”享有减刑减赋的优待。《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代的600石以上可以朝驾。可见博士600石，属“高官厚禄”之列。

太学还建有“博士舍”供博士们居住。《汉书·王莽传》记载，太学扩充时，人员增加数十倍，“为学者筑舍万区”。《后汉书·翟酺传》记载汉光武时“起太学博士舍”。可见汉代的太学内建有专供博士们享用的宿舍。

朝廷还为太学博士特别制作衣冠。朝廷又经常赏给博士酒肉，谓之“劳赐”，表示尊师重道。可见博士们有较优厚的经济待遇。

博士从先秦时期设置以来，其职掌是不断变化的。至汉武帝时期博士已经具备了议政、制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等6项职能。

议政，就是参议朝政和做顾问。两汉时期博士议政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政策、刑法、教育、宗庙等，甚至处罚大臣、废立诸侯王以至废立皇帝等大事都参与。

制礼，就是制订礼仪。这是维护封建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自叔孙通为汉制订朝仪之后，博士在各个时期都负有制订、修改礼仪的职责。

藏书，即博士掌管国家藏书。博士掌管图书资料，与他们的议政、制礼的职责是密不可分的。

教授，即教授弟子，甚至进宫教授皇帝或太子。例如博士韦贤以《诗》教授汉昭帝，汉成帝做太子时，曾诏请博士郑宽中和张禹同时分别教授《尚书》和《论语》。

试策，即对应试者有评审和初选权。汉代选拔官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试策”，即地方察举到朝廷的各科人才，要经过试策之后才能任职。试策由博士主持；另一种是皇帝亲自出题阅卷，称为“对策”。对策也要先由博士、太常提出初审意见，再呈皇帝裁决。

出使，即完成皇帝交给使命，有时去国外，有时在国内。自汉武帝派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后相沿成例，如汉武帝时期5次，元帝时期3次，汉成帝时期4次。这国内出使，任务大体如《汉书·魏相传》所说“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等。

从这些职能看，说明博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低的，他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

汉代太学注重学术传承。汉代太学的经学传授系统，是严格按照师法家法进行的。严格的师法家法，使师生之间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创了求师问学和尊师重道的学风。因此，教师的学术被视为弟子学术的渊源，弟子的学术被视为教师学术的延伸。这种学术继承关系颇类似血缘继承的父子关系。

太学经师去世，弟子门生不论处何方、居何职，均有奔丧服丧的义务。经学大师乐恢、楼望、郑玄等去世时，会葬者就达到了成百数千人。如太学生戴封的教师申君，东海人，病逝于太学，戴封亲自送丧到东海。戴封路经家们时，父母准备为他娶妻，但因师丧在身，只“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这种远赴师丧的风气，影响后世甚深。

汉代太学还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就是既在大班上课，也采取以高足弟子传授低年级学生的方法。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太多而教师和课堂太少的缘故。

在当时，尽管太学里已经有了很大的讲堂，可以数百人同时听讲，但随着学生的激增，也仍然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所以，若“一师能教数千百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

正因为不能进行较多的课堂教学，太学博士都注重学生的自修，并允许向校外的经学大师请教。如王充在太学受业时，就曾拜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为师。

太学中鼓励根据个人兴趣自由研究。太学生中的优秀者于“五经”之外，还研究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太学中也因此出了不少大学问家和大科学家。

这种培养方式为以后的书院教育所继承，成为古代教育的一个优良传统。由此也可以看出，汉代太学尊师蔚然成风，与恪守师法家法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汉代太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通经致用”。教育的内容是儒家的“五经”，“通经”是为了“致用”，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通过培养具有儒家思想修养的人才来为国家服务。

太学博士公孙弘曾经拟订了“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的方案，作为从太学选拔官吏的依据。也是太学生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诵多者”。

事实上，自汉武帝时期后，“三公”多是精通儒经的，诸如：韦贤，号称邹鲁大儒；匡衡因专长于鲁诗，位至丞相；贡禹由于通经，征召做博士，官至御史大夫；薛广德以经行位至“三公”等。当时社会上有谚语说：

遗子黄金万两，不如教子一经。

太学的教师们都以做官来鼓励努力求学，如《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夏侯胜在讲授说，常对诸生说：士人最怕不明经术。一旦明通经术，取高官显爵就非常容易。假如不明经术，不如回家种地。这生动地反映了通经术可以飞黄腾达的情况。

东汉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桓荣以研究《欧阳尚书》而世代为高官，富贵荣华，致使以前曾讥笑其读经无用的同族桓元卿大为感叹。“通经”可以做官，这是“致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做官之后，又可利用经学的知识，为治国者制订各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当时，人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官僚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就连皇帝的诏书，也引用经典。吏员们则用经书来代替法律，“春秋决狱”就是典型事例。

儒学与仕途结合，培养造就了不少忠义之士，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直言极谏，又以儒学律己，修身励志，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这是太学通经致用教育的又一重要表现。如汉哀帝时期的鲍宣，曾经冒死阻止丞相官属行于驰道，并拒闭朝廷使者，被载入史籍。

太学通经致用的教学原则，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密切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培养了一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中坚力量。

在强调尊师重道和经世致用的同时，汉代太学也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争论。从有关记载看，这种学术活动相当活跃和自由，既可以不受身份、地点的限制讨论某一专经，又可以讨论各种专经与学派，对太学的发展和学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比如，朱云曾经跟从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又师从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汉元帝想考辨“梁丘学”与其他各家解说的异同，就命令著名学者五鹿充宗与《易经》学各家辩论。

五鹿充宗恃宠而善辩，诸儒不能与他相抗衡，都借口有病不敢与会。这时，朱云提衣登堂，昂首提问，声音震动左右，接连驳倒了五鹿充宗。所以诸儒为他编了一句话说：“五鹿高又高，朱云折其角。”由此朱云担任了博士，迁为杜陵县令。

再如，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是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的名儒萧望之、刘向、韦玄成、梁丘临、林尊等，都参加了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

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将《易》增立“梁丘”，将《书》增立“大小夏侯”，将《春秋》增立“谷梁”。

再如，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在讨论中也都有博士参加。汉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汉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

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博士的说经与争论已成为太学教学的基本形式。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学研究，而且培养了太学的论辩精神，为提高教学水平和造就高素质的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太学生的学习劲头是很足的。一方面是因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太学，另一方面，通过在太学学习，是一条通经入仕的利禄之路，所以他们的学习是十分勤奋的。

东汉时期大学者王充，年少时以孝著称乡里，后到京师太学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王充成为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并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

太学生的勤奋好学，还表现在他们能够克服生活的困难，坚持学习。诸如：西汉太学生倪宽，家贫无资用，靠替同学烧饭以自给；翟方进从师于太学博士学习《春秋》，经过10多年，对经学研究得极为透彻，门徒日众，京师诸儒极为称赞；公沙穆幼年家贫，立志为学，潜心攻读《韩诗》和《春秋公羊传》，并研究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逐渐学有所成，许多学者不远千里来到他所隐居的东莱山中拜访他。

有些太学生能够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苦读。《后汉书·循吏传·仇览》记载仇览专心学习的故事：

仇览进入太学，当时生员中同郡的符融有很高的名声，跟仇览的房子挨着。在宾客满屋时，仇览常常坚守自己的心志，不跟符融谈话。

符融观察他的容貌举止，内心唯独认为他与众不同，就对他说，“我和您是同乡，房子相邻，现在京城英雄从四方聚集，是志士结交之时，您虽然致力于守住学业，为什么这样坚定？”

仇览于是面色严肃地说：“天子设置太学，难道只是让人们在这里闲谈吗？”然后向符融高高地拱手施礼离开，不再跟他说话。

像仇览这样的太学生还不乏其人，如魏应到京城洛阳，投博士门下受业，习《鲁诗》。闭门苦读，不事结党交游，受到京城学界称誉。这种闭门读书，不拉帮结派的风气是值得称道的。

汉代太学生很重同学情谊，有的甚至以妻、子相托或以身相托。比如，张堪以妻子托朱晖，在张堪去世后，朱晖闻知其妻子贫困，就亲自前往探视，并厚加赈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汉代太学正是由于培养了优良的学风，因而为朝廷培养了大批官吏和官吏的后备力量，并在促使儒学成为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而巩固封建政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旁注]

睡虎地秦简　又称“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代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古代书法、秦帝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有重要学术价值。

朝仪　是古代帝王临朝的典礼。按规定：天子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在路门右侧，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及大仆的属官在路门左侧，面向南以西为上。朝仪之位已定，天子和臣子行揖礼，礼毕退朝。

书院教育　是古代一种教育方式，起源于先秦时期，后世将这种教育方式发扬光大。古代书院教育具有鲜明的特点：强调道德教育，反对追逐名利；着重尊师爱生，建立师生情谊；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派之见；提倡学术创新，否定死守陈说。是优秀的教育传统，影响深远。

三公　古代官名，其说法各异。周代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汉代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为三公。后汉时期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后世也皆有不同。总之，三公是天子之下的最高管理的称呼，辅佐天子。是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

春秋决狱　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前将军　古代官名。战国时期已有。秦代沿之。汉代不常置。金印紫绶，位次于上卿。职务或典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汉代末期以后，将军名号繁多，名称素朴之前、后、左、右之类，逐渐废弃。三国时期常设的高级将军位。负责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位次于九卿，而高于其他临时设置的杂号将军。

梁丘学　西汉时期今文《易》学派，开创者是梁丘贺，琅琊诸县人。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传授“五经”，一些有名的儒士，也自设塾学，传经授徒，世代传经。至汉宣帝时，梁丘贺为黄门郎，曾问学诸儒于石渠阁，此后，梁丘学渐趋精熟。梁氏父子对于《易》经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

石渠阁　阁名。西汉时期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石渠阁是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由汉代初期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收集秦朝的图籍档案。至汉宣帝时期，石渠阁开始在阁中绘功臣贤大夫像，以霍光为首，苏武第二排列。

《论衡》　为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时的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此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而且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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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大臣戴封曾在太学学习时，与他一起学习的石敬平害热病去世，戴封照料他并为他收殓，将太学配给自己的粮食卖掉，买来一口小棺，将灵柩送到石敬平的家。敬平家中重新收殓，发现敬平走时所带的书籍衣服都在棺木里面，从而大为惊异。

戴封后来遇到强盗，财物全被掠夺，只留下7匹丝帛，强盗没有发现。戴封就追上去送给他们，说：“知道各位不宽裕，所以送给你们。”

强盗震惊说：“这是有才德的人啊！”于是，将东西全部还给了戴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