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私人讲学的兴盛

公元前191年年，西汉时期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诏命废除秦时的禁书法令，这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活跃起来，为汉代初期私人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

废除秦禁书令的消息传出后，西汉时期经学学者伏生掘开自家墙壁，将藏在里面的《尚书》发掘出来。他在秦代为博士时，曾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时期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

《尚书》被发掘出来后，伏生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心中颇为欣慰。于是，他开始在私人讲学中传播《尚书》内容。由于他原来在秦代就做博士，所以在讲学过程中，就加进自己记忆中的《尚书》所失篇章的内容。

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后人评伏生传书之功说：

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这就是说，后世的《尚书》之为学，伏生实为传授的渊源。

伏生的私人讲学只是当时私学兴起的一个缩影。两汉时期，私家讲学之风已经日渐兴盛，出现了“学乃不在朝而在于野，教乃不在官而在于师”的局面，比官学更好地承担了文化教育的传承任务。

西汉初年，由于思想的解放及儒家“五经”教学十分活跃，在齐、鲁、燕、赵等地已形成具有声势和影响的各个学派及其私学。至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教育被提高到“治国之本”的地位。

在汉武帝时，官学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朝廷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之规，地方官学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经师宿儒讲学之风大为盛行。

汉代的私学教育，已经开始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进行教学了。根据现有史料，汉代私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或低、中、高三个不同层次。这就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

“书馆”是汉代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教师称“书师”，主要对学生进行识字和写字的训练。

汉代“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自己的家室或借用公共场所坐馆设教，附近学童入馆就学，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至百人或数百人。如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

另一种是由豪门富户聘请教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的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在东汉明帝时期专设官邸学教授贵胄子弟之前，连皇帝子女都是通过“家馆”接受启蒙教育的。

无论哪种书馆，教师对学生进行的都是读、写、算和伦理道德行为的基本训练。这个阶段结束后，学童进入“乡塾”接受一般经书教育。

一般经书教育由“乡塾”来承担。“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授《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主要是巩固前一阶段识字、习字的成果，为进一步学习做准备。

汉代有许多人都是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而成为卓然独立、力压群芳的学者的。如著名经学家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军事家和战略家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等。

在东汉时期官邸学建立之前，皇室子弟也有外出就塾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他在少时就曾到长安就私学塾师学习《尚书》，“略通大意”。

以上说明在识字、习字教育完成之后，诵读《论语》、《孝经》、《尚书》等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

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对经书“粗知文义”，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教学方式主要是诵读。它是从大量的集中识字到专经研习的过渡阶段。

诵读一般经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既巩固了集中识字的成果，又为进行专经研习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这在古代教育制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教育大体上确定了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高层次的专经研习的基本体系。即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层层递进的教育体系。

专经研习阶段是私学教育的最高阶段。汉代私人讲学的大师都是精通一经或数经的大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长教授弟子，吸收了大批生员于门下。

比如：西汉著名经学家董仲舒精通《春秋公羊》学，“下帷讲诵”，弟子众多，创立了“弟子相传”的教学制度；西汉时期大臣韦贤精通《礼》、《尚书》、《诗经》，“号称邹鲁大儒”。

至东汉时期，专经阶段的私人教学逐渐成了稳定的教学组织形式。实施机构一般名之为“精庐”或“精舍”。“精庐”或“精舍”或建在大师的家乡，或选择山水名胜之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

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供应学者食宿。精舍讲学具有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性质，往往是经师边说边讲边著述。此种私学对后世的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汉代私学的这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中，“书馆”是典型的基础教育，即蒙学。“乡塾”是中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阶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

汉代的“精庐”或“精舍”是高等教育，而私塾主要指“书馆”和与其直接相联系的“乡塾”，并不包括“精庐”或“精舍”。汉后各代沿袭此制。

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私学外，汉代也特别重视家学。由于其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就使得汉代的家庭教育，成为当时汉代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地说，汉代的家学主要分为三种情况来进行，一是家世传授；二是家教和家诫；三是女子教育。

家世传授，就是父辈对子辈的传授，子子孙孙，辈辈相传。汉代儒家经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学术，也是士人谋取功名富贵的晋身之阶，故经学传授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

家教和家诫，主要是对子女及家人进行生活经验、道德品质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教育和告诫。家教的对象都是至亲骨肉，利害攸关，有些内容是只能对家里人秘传的，从中可以获得很有价值的借鉴。

女子教育是汉代社会非常重视的，只是这种教育都是在家里进行的，是通过家教来实施的。主要是对女子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行的教育，培养贤妻良母的宗旨支配着整个汉代的女子教育。

汉代家学往往是在生活实践、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没有特定时间，没有固定场所，没有专门的教材，凡历律、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都是家学的重要内容。家学还注重培养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教育。

汉代私学的崛起和昌盛，是古代教育史上的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贡献。它冲破了官学受政治左右的藩篱，有利于汉代多学派的产生和学术的繁荣，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教化水平的提高，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善了教育体系，为促进当时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一定贡献。

[旁注]

伏生　（公元前260年～公元前161年），曾为秦代博士，秦代焚书，于壁中藏《尚书》，由此逃避焚烧之难。汉代初期，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存29篇，以教齐鲁之间。西汉时期《尚书》学者，皆出其门。

王充　（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古代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范升　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9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就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员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是西汉宣帝时由梁丘贺这个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

邓禹　（公元2年～公元58年），东汉初年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邓禹年轻时曾在长安学习，与刘秀交好。邓禹追随刘秀，提出“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封邓禹为大司徒、酂侯。后改封高密侯，进位太傅，谥号“元侯”。

刘秀　（公元前5年～公元57年），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刘秀在位33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古代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时期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主流文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其“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

[阅读链接]

儒家经典《尚书》代代相传，伏生功不可没。他原是秦代博士，为避秦火，将其藏于壁内，西汉初年取出，并在讲学中传播。汉文帝对此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他已年逾90岁，不能出行。汉文帝就派太常晁错到伏生家中，当面授受。

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终于将伏生胸藏的《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了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