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塾的设置形式

私塾教育在明代获得了新的发展。由于明代初期朝廷的推动，加之科举体制的相对开放，使明代私塾的分布与发展，呈现出更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并日渐成为明代私学中的一个主体部分。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教化治国的重要性，认为“治国以教化危险，教化以学校为本”，决定除了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各府、州、县也普设学校，以兴教化。

明代私塾的纵深化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其设置几乎遍及全国各府州县。以相对偏远的广东省为例，明嘉靖时全省共计设有社学556所。

其中除却琼州府所属的感恩、崖州、陵水等几个较偏远的县未见有载外，其他诸县均有设立社学的记载，最多的番禺县竟有48所之多。这尚不包括数量难以统计，但显然要庞大得多，也更为普遍的“义学”与“家塾”在内。

明代的私塾，因设置时间、地域、形式及教学内容的不同而名称各异。从其教学内容来看，既有“蒙馆”也有“经馆”，甚至两者兼具者。就其地域差异而言，又有着诸如“家塾”、“义塾”、“社学”、“乡学”等多种不同的称呼，有的地方甚至称之为“书院”。

明代隆庆年间进士管志道就明代学校的设置情况，曾有过一番较为翔实的记述：

古者天子之国学曰辟雍，即今之国子监；诸侯之国学日泮宫，即今之府州县学；辟雍泮宫之外，乡有校、党有庠、术有序，即今之社学；乡校、党庠、术序之外，又有五家之塾，则今富贵家延师之馆、各乡村蒙之馆，皆是也。

其中的“国子监”与“府州县学”，无疑是属于官学范畴之内的。属于民间私塾范畴的，则有“社学”、“富贵家延师之馆”与“各乡村训蒙之馆”。

这里的“富贵家延师之馆”，当为一种“家塾”无疑。而所谓的“各乡村训蒙之馆”，实际上又包含着两种主要形式：一为乡民共建的义学；一为塾师于家中自设之塾馆，实则亦为“家塾”的一种。

从总的情况来看，明代的私学设置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社学、义学与家塾。

明代社学虽带有一定的官学色彩，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的。1375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说道：

命天下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家子弟。

自此，社学开始于民间社会中日渐普及。

明初名臣何文渊，“七岁入社学，读书过目不忘”，其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就是从社学中开始的。他的父亲有厚德，好扶贫济困。何文渊自幼受家庭熏陶，在社学勤学苦读，博览群书，既学到了很多知识，又有品德。

据说他在东方做官离任后，地方百姓见他囊中羞涩，纷纷解囊筹金，特资盘缠。他却将全部礼金留在驿站，悄无声息地走了。当地有个士子感慨成端，兴致所至，当众就提笔挥毫，在驿站的墙上特书了“却金馆”3个字，以志纪念。这种人格，当与他的幼年教育不无关系。

义学是指不受朝廷干预，完全由民间社会自发兴建、自主管理，带有一定公助性质的启蒙学校。明代中期之后，随着政治局势的缓和与民间向学之风的兴起，义学之设更蔚为风气。

明代义学之设，早在初期就见于各种记载中。洪武时，林文溢就曾于福州府长乐县设立“皂林乡学”，以惠乡里子弟。

明代义学的规模，大小不一。如修复嘉定县大场镇义塾时，因得到巡抚的支持，规制宏伟，计有“大成殿三间，明伦堂五间，两庑各十二间，仪门如堂之数”。

根据义学设置目的的不同，明代的义学也可大致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主要是为教育家族或宗族子弟而设的。如泰和人胡如麒所建义学，其招收对象就是“吾族之子弟与吾戚姻之子弟，有愿学而力不能己自遂者”。

另一种则主要是以乡里子弟为受教对象的。诸如嘉靖时锡山钱孟溥，“患乡人之不学，设为义学，割其岁收延聘儒彦，集乡之子弟而教之”。

在当时，这两种形式的义学的办学目的虽各有侧重，却并非完全对立的，也不乏一些将这两种目的与职能集于一身的义学的存在。

如明代初期建安处士江子涛，于居所旁别筑室为义塾，“聚书延聘师儒，训诲诸孙及乡邻子弟”，其中既包含着教育宗族子弟的目的，也不乏施惠乡里的意义所在。

义学因主要以“公助”为目的，对入学对象并无更为严格的规定性与选择性，要相对开放得多。只要符合或为乡里、或为宗族子弟的基本条件，皆可就学。而吸收亲眷戚友子弟附学的家塾，在招收对象上就明显狭隘得多。因而，严格说来，这种附学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相对开放的公助性所在，这也是其与义学的主要差别所在。

家塾则是指完全由私人创建的，不以“公助”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满足个人家庭教育需求为主的民间教育形式。一般来说，这种家塾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因而灵活性较强，在私塾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明代的家塾主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由私人于家中设立的“延师课子”的家塾；二是由儒生设帐家中，招收来学生员的私塾；三是儒家学者举办的书院。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初年，有一批元代遗民，不愿意与明朝廷合作，不肯出仕为官，而安于乡间隐过平静生活，其中有相当一部人靠在乡间教书为生。如，洪武年间曾经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太祖曾经手书征他为诸王师。他给诸王定的规矩甚是严峻，诸王有不服从教导者，有时甚至手击其额。后来隐归乡里。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十分习惯于民间私塾对学生的教育方法，而且将其搬用于宫廷教育之中。

明代的缙绅富实之家，大多于家中自设家塾，延名师训诲子弟。如明嘉靖时期“勤于治生，多蓄藏”的昆山富室许志学，就设家塾“延礼旨儒沈同庵先生……以教诸子”。以至于这种形式在后来成为一些读书人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

同时，一些普通或者贫寒之家，有时由于义学的相对缺乏，或出于造就子弟的强烈愿望，也不乏一家或数家共举，勉力设建家塾者。

这种家塾虽以训诲自家子弟为主旨，但有时亦吸收亲眷戚友子弟共学，称之为“附学”。这在明代社会中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由儒生设帐家中，招收来学生员的私塾，在明代社会中亦不少见。明末清初学者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载了潘焕璜与翟儆臣两位比邻儒生，设馆帐、开家塾，造就乡里子弟的事。

这种形式的私塾，在招收对象上虽不如家塾那么狭隘，但塾师本身对生员却具有极大的选择权，严格说来也并不是以公助为主要目的的。

书院教育是儒家学者举办的一种私人教育形式，书院的开设，多在名山胜地，由社会私人捐资修筑，最重要的是藏书堂，其次是学员之宿舍，每一书院，常供奉着某几个前代名儒的神位与画像。

明代常常采取私家书院规则，但教学上并不像正式官办私塾那样严格，实际上是学者们的学术讲座。明末的书院还发展成为政治舆论的中心。

明代新建的书院不少，以南方为例，江西在崇仁县建小陂书院，在南昌府建正学书院，在建昌县建马融书院，在吉安府永丰县建一峰书院，此外还有复古书院、龙冈书院、白鹭州书院等；广东的书院在明代也新建不少，计有正德年间建书院8所，嘉靖年间建78所，隆庆年间建4所，万历年间建43所，天启年间建1所，崇祯年间建16所；福建的福州府17所，漳州府11所等。

明代民办书院设立的院产或由村、族公产拨款，或由官民捐助。小型的书院由创办人自行筹措，以支付教师的束脩。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用均自理。

在明代广为设置的私塾中，从事启蒙工作的基层教育士人，是个值得一提的群体，从对他们的称谓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私塾设置的一些情况。

在明代社会中，在私塾中从事教育的人多被称为“塾师”。这是一个有着某些共有性质的一般性称谓，但同时又因其谋生方式、教授对象与私塾类型等的不同，又有着不尽相同的称呼。

塾师是明代私塾教师的各种称谓中，一个较为普遍、最为常见的称呼。塾师是指乡学教师而言的。据《江西通志》所载，明嘉靖时两广总督陈大伦创立社学，就“命塾师教童子歌诗习礼，时行奖赏。

因此，“塾师”并非仅指家塾教师而言，其应该是对私塾教师的一种泛称。塾师一旦受聘为子弟师，也便成为主家的座上之宾，因而其也往往成为人们对“塾师”的一种尊称。

私塾教师中还有“馆师”的称谓。私塾在古代亦有“书馆”之谓，塾师也因此而有了“馆师”之称。还有“蒙师”与“经师”之称。私塾依其教育层次的不同，有着“经馆”与“蒙馆”之分，塾师也因此有着“经师”与“蒙师”之别。此外还有“童子师”、“句读师”等。

明代私塾的这种纵深化设置，不仅促动了社会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兴盛，也促动了塾师职业群体人数与社会规模的极大增长。

[旁注]

琼州府　是明代初期在海南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隶属广东省，南海诸岛被划归琼州府领属的万州管辖，琼州府治琼山县，治所在现在的海南琼山府城镇。可见我国对南海的行政管辖权早在古代就已经拥有，南海诸岛早在我国古代就在行使管辖权，那时的南海诸岛已经是我国领土。

驿站　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虽长达3000多年。“驿站”这一场所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词汇的出现是在元代以后，元代以前只称“驿”。

福州府　为明清时期福建布政司下设的一个府，其辖区大致为今天的福州市的五区二县级市六县再加上宁德地区的古田、屏南二县。1369年，福宁及福清由州降为县，福州府管辖闽县、侯官、怀安、长乐、连江、古田、永福、闽清、罗源、福安、宁德、福宁及福清13县。

巡抚　古代官名。又称抚台。明清时期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巡视各地的军政、民政大臣。巡抚又是应提高统治效率、整肃军备的需要而产生的。通过派遣廷臣管理地方事务和对原有机构进行某些改革来整饬吏治、革除积弊，已成为历代虽然不自觉却又经常性的措施。

小陂书院　明代吴与弼所建。吴与弼是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吴与弼在小陂书院讲学，发儒学往工农商贾转向之端，推动古代文化教育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工农商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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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学者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后来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词语恳切，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在乡里，吴与弼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所以，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