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创立的太学体制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多次建议下，延伸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古代教育的发展阶梯，下诏选拔教师和学生，同时在长安修筑校舍，创办了太学。西汉时期长安太学的建立，标志着古代历史上第一所以“太学”命名的大学的诞生。

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瞽宗”和“辟雍”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纯粹意义上的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古代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汉代太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在师资、教学内容，以及太学生的来源、学习、考试及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汉代太学的教师叫博士。博士制度是汉代太学发展的关键。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代初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

汉代太学中博士的数量很少，选拔博士有严格的标准，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可以为人师表，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

根据这一标准，各地向朝廷荐举博士。除荐举外，皇帝还亲自召请一些人任博士，有的是从贤良文学或明经拜选为博士的，也有从其他官升迁为博士的。由于严格的挑选，西汉时期太学的博士，一般说来都是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

东汉时期，选拔博士还要经过考试，此外还需要举荐人写“保举状”，举荐措施同样体现了对博士的政治、道德、学术、身体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50岁以上。

由于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许多是一代儒宗和学者。如贾谊、辕固生、申培公、韩婴、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戴德、戴圣、梁丘、京房等人都曾担任博士，他们的学问都博大精深，由他们执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保证作用。

太学博士是专职学官，掌经学传授，同时也参与政事议论或奉使以及巡视地方政教之类。为了协调太学的教学和管理，在五经博士中还设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汉时期称“博士仆射”，东汉时期改名为“博士祭酒”。

各门专经博士的人数与设置，则屡有变更和增加。汉武帝时设有7人，汉宣帝时增为12人，汉元帝时增为15人，汉平帝时又增30人，至东汉初年，汉光武帝乃定为14人。

太学教育为适应封建社会治国者的需要，对太学课程的设置作了严格的规范。西汉时期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以儒家经典“五经”和“三传”作为基本教材。同时，对经义的解释，也作了严格的规范。

“五经”具体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5部经典，都是儒家的正统学说。

《诗经》是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时期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尚书》是最古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汉代初年，《尚书》仅存29篇，为秦代博士伏生所编，用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自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因此，成为古代太学生必修科目之一。

《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它的编定是西汉时期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85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大多散轶，至唐代只剩下了39篇。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成为历代太学生和士人必读之书。

《易经》是古代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之一。西汉时期学者京房将《易经》作了考证注释，写成了《京氏易传》一书。这样，《京氏易传》与《易经》本经便一同成为历代太学生和学者学习的经典。

《春秋》又称为《麟经》或《麟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很高，是儒家经典之一。

“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合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春秋左氏传》原名为《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春秋公羊传》也称为《公羊春秋》或《公羊传》，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作者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他诠释《春秋》后，传于公羊平。西汉景帝时期，《春秋公羊传》传至公羊氏玄孙公羊寿及齐人胡母生，才得以“著于竹帛”，流传于世。

《春秋谷梁传》简称为《谷梁传》，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着重宣扬儒家思想，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汉代有人根据口头传说，将它编纂成书，是历代太学生必修的经典之一。

西汉时期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期则称为“诸生”或“太学生”。

汉武帝时期的50名太学生，是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庄”的官宦子弟充当，而从郡国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虽不受名额限制，也可在太学中“受业为弟子”，但只能算作一种旁听生。而且待遇上前者皆有官禄，并享有免役的优待，后者则费用自给，故太学中也往往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学生。

太学生的学习是比较松散的。其学业主要是靠自修。除了正课之外，还可以随兴趣研究其他专经。东汉后期更鼓励学生成为通才，通经越多做官越大，故许多学生都兼通数经。

有些太学生在课外研究自然科学，如张衡、崔瑗就是研究天文学、数学而成为大科学家的。

由于太学生主要依靠自修，所以太学特别重视用考试来督促和检查他们的学业。汉代太学没有规定肄业的年限，只要能通过考试，即可毕业，并按成绩高低来授予官职。

汉代太学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这样可使太学生参加多次考试到通五经为止。这有利于把太学生培养成通材。考试制度规定：

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不及格者可以留校再考；及格者委任官职的仍可以留校，满两年后参加高一级的考试。

关于考试的方法，主要是射策和对策两种。射策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

“射策”，是主试者提出问题，书之于策，覆置案头，受试人拈取其一，叫做“射”；按所射的策上的题目作答。射是投射之意。射策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规定录取名额。

“对策”又称“策试”，就是把策题书于简册之上，使应举者作文答问。策问有君主“求言于吏民”之意，策题一般以政事、经义等设问；答策则相当于“应诏陈政”，发表政见。例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科被荐举，就与汉武帝进行过三问三对。

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例如，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流血政治运动。此外，太学还有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如东汉时期和西晋时期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即都以太学生充任。

太学生学习采取单科结业方式，结业后的分配，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量才而用。比如东汉末年曾诏令规定：

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能通者随后辈试，通过亦得为文学掌故；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能通过者随后辈试，通为高第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不得第者随后辈试，通过者亦得为郎中；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不得第者，随后辈复试通过后亦得补吏。

以上规定，主要为对公卿子弟的一种特殊待遇。太学中的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可以在地方被聘请为官吏，也可通过举孝廉等方式入京为官。

汉武帝以后，由于汉代朝廷的不断重视，太学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从校舍上看，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50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需要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古代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汉平帝时开始的，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

东汉朝廷迁都洛阳，汉光武帝刘秀于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一时间，各地学子纷纷来太学就读，从而形成了“诸生横巷”的盛况。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汉顺帝时期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至汉明帝时期，其尊师重教，以太学为核心的学校教育便更为发达。汉明帝曾亲临太学行礼和讲经，场面宏大，观者以万计。

汉明帝崇尚儒学，大力发展教育，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当时的匈奴也遣学子前来学习。

汉武帝登基初期，西夏梁太后下诏要求大将军以下至600石官员皆遣子入汉进行学习。因此，太学生曾激增至30000余人。这样规模的大学教育，在1800年前的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桓灵时期，由于代表皇权的宦官集团势力增强，他们为了培养听命于自己的知识分子，就支持汉灵帝创办了“鸿都门学”，以与太学相抗衡。这使得太学的地位不断下降，同时学风也深受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著名文学家蔡邕等人建议汉灵帝诏诸儒正定儒家经典，便于175年将其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验，树之学门，作为学者的准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但尽管如此，太学的发展仍然是江河日下。至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仍，太学便基本停止了教学。

汉代时期太学，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官办最高学府。它的出现，不仅确立了儒学在古代社会教育中独尊的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因此，太学在我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旁注]

长安　是西安的古称，从西周时期至唐代先后有13个王朝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的古都，是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列我国四大古都之首，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扬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

博士　古为官名。“博士”最早是一种官名，始见于战国时期，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秦汉时期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员的官职。

贤良文学　汉代察举贤良属于特举。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每诏贤良对策者常达百数人。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

贾谊　（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的。贾谊召被任命为博士时才21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张衡　（公元78年～139年），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在汉朝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简册　古代用于书写的材料。多用竹或木制成。简是狭长竹木片。若干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在植物纤维纸流行以前，简册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周秦汉各代都是简、帛并用的。但帛的价值高，远不如简册使用得普遍。东汉中期蔡伦造纸以后，纸开始成为重要的书写材料。

期门　古代官名。汉代皇帝侍从官官名，汉武帝时期置，掌执兵扈从护卫。地位近郎官，执武器，随从皇帝出行。汉武帝时期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组成。武帝微行，这些卫士执兵器护卫，因“期诸殿门”，故称“期门”，隶属于光禄勋。汉平帝时更名虎贲郎。

羽林　汉代禁卫军。西汉武帝时期选拔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之良家子，守卫建章宫，初称为建章营骑，后改称“羽林骑”，其意为国羽翼，如林之盛。隶属光禄勋，为皇帝之护卫。东汉时期称为“羽林郎”。后代禁卫军也常有羽林之名。

蔡邕　（133年～192年），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著名才女蔡琰之父。精通音律，通经史，善辞赋，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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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

东汉灵帝时期，著名文学家蔡邕等人建议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隶书体，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46通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世称《熹平石经》。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