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私塾走向成熟

唐宋时期，是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教育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古代私塾教育，在这一时期也走向了成熟。

唐代在科举取士的推动下，私塾分布广泛，传授内容多样。科举取士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现状。

唐代进入私塾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假如有人“登高不能赋”，连儿童也会笑话。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说道，在江南一些地区，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被广泛传播，“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

唐代的私塾多建在乡村，一般称为村校。唐代农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乡民多有学习文化的要求，因此村校办得相当普遍。农村私塾不仅对普及一般的文化知识起到积极作用，也为培养专门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村校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有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基础的启蒙读物，有关于科举考试内容的经书和诗赋。乡村学校的教学形式也是生动活泼的。当时有很多文人和地方官吏在治学从政之余积极教诲后生，他们授徒讲学不辍，实开一代尊师重道新风。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代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治国者顺应民意，在恢复和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荣文教而抑武事，施行“兴文教，崇儒术”的文教政策。

宋代初期的三次兴学，建立学校，重视科举，倡引社会士子读书以荣仕途。但当时官学废置已久，一时未能建成，私学则成为教育的支柱，故说道：

未有官学，先有乡党之学。

宋代私塾发展逐渐成熟，私塾无论在教材建设，还是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上都日臻完善。宋代私塾正规化、制度化，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私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使之成为了民间比较稳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并且显示出明显的蒙学化特点。私塾种类名目繁多，有小学、乡校、冬学、家塾和蒙馆等。

宋代以“塾”命名的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大量出现，如私塾、义塾和家塾。此外，宋代还有季节性的村塾、冬学，遍布于城镇乡闾和山野村落。

私塾也叫“散馆”，散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文献记载中有不同的名称，一般意义上的私塾就是指散馆。私塾就是由塾师在自己家中或在他处租房设馆，招收学生予以教授而形成的民间教育机构。

在宋代民间，此类私塾最为常见，一般家庭出资将自己子弟送入散馆之中受教，学习基础的文化知识，接受人伦教化，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或者为以后更高级别的学习打基础。

私塾的规模有大有小，由学生的人数决定，少则几人，多则能达上百人甚至更多，塾师多半以此为生，因此后来的塾师逐渐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职业，并一直延续到清末之后。

义塾又称“义学”，往往是由地方士绅出资主持，或由私人捐钱捐田建立学田，利用租金，在公共场所所设立的私塾。由于此类私塾的办学费用和塾师的薪金，全由开办者提供或开办者提供的学田支付，而入学者不需交纳任何费用就可入读，故而具有公益性，属于古代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一部分。

义学兴起于宋代，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在苏州置良田10多顷，捐赠给范氏宗族，作为族人的公产，称“义田”，还在城中灵芝坊族宅设立义宅、义学，以育宗族子弟，史称“义庄”。后来各地官员、士人纷纷效法，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义学。例如宋真宗天禧年间，湘阴人邓咸“创义学于县南，以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

家塾，顾名思义，是以单家独户或一姓家族为办学主体，以家庭中的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私塾。家塾通常情况是由贵族、富商、地主、官僚家庭所办。

此类家庭基于政治上的特权或者充裕的经济条件，延请先生在家中专设的学馆中教授自家子弟，一般不接受外人，但也有例外，也有寒门小户延师课子的情况。除此之外有的古代家庭因特殊家庭条件或者家境贫寒，或家人学有专攻可以教授子弟。由父母兄长在家担任教师，对家中子弟进行家业教育，此类家庭教育也可视为家塾。

家塾是在家庭中，聘师或自行为师以教其子弟，教师按照家庭对其子弟的意愿和要求，选用教材和安排课程内容进行施教。

宋代私塾的蒙学化，体现为以启蒙性质的读写知识为主。其中《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是宋代私塾中的主要启蒙读物。这三本书除了《千字文》原典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周兴嗣编纂外，其余两本均为宋代的作品，可见宋代私塾教材的辉煌成就。它们都是我国优秀的蒙学读物，并称为“三、百、千”。

《三字经》为南宋时期官员、学者王应麟所著。王应麟隐居20年，有600多卷著作，但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这部《三字经》，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会古代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

《三字经》后经清代末期国学大师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除了原典内容之外，故在“叙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三代的内容。

《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由于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被历代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

《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南宋时期人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中认为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是吴越境内一个普通人的作品。一般认为，《百家姓》成书于960年南宋建立至978年吴越归宋这段时间。

《百家姓》本来收集411个姓，后来赠补到504个姓，其中单因姓444个，复姓60个。此书是将常见的姓氏篇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

宋代私塾教育中有不少大儒参与其中。据著名理学家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载，程颢在1065年任晋城县令时，“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不仅说明程颢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忠实地实践儒家学说的人，而且反映了当时开蒙教育的一般情况。

又如，陆游为《秋日郊居》一诗自注说：“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宋代私塾学费无定额，依具体情况而定，但一般情况下无论多少都是需要交纳一些的。据《宋稗类钞》中还记载，有某老师因学生不交学费而告至官府的事例：“有书生为学子不行束脩，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

学费支付方式多样，有钱有粮；学费交付日期，一般比较随意，也有约定时间的情况。如南宋时期文学家洪迈《夷坚志》记载了在城里教学的王省元因接到家信想去市场买点东西，但是还不到发薪俸的时候，不得以向学生家长预借的事情：“欲买市中物。时去俸日尚旬浃。王君令学生白父母豫贷焉。”

这个例子说明学费支付时间有时是事先约定好的，有一定的固定时间。

很多地方为了少儿教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专门请老师来教授。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有的人就采用类似“计件给酬”的办法：“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这也是事先约定好的给酬办法。

宋代私塾学生的入学年龄多数是8岁，学生人数从两三人到几百人不等。私塾老师水平不一，师生之间除了严肃的教学之外，也和睦相处，亲密无间。

总之，唐宋时期私塾大力出现，传授内容多样，在教材及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上都日臻完善。在古代私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明清时期的私塾鼎盛具有很大影响。

[旁注]

白居易（772年～846年），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其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等。

元稹（779年～831年），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其诗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名作有传奇《莺莺传》、《菊花》、《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兔丝》、《和裴校书鹭鸶飞》等。

范仲淹（989年～1052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曾在西夏时期李元昊的叛乱中，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协助夏竦平定叛乱。1043年，同富弼、韩琦等人参与“庆历新政”。

周兴嗣（469年～521年），博学善属文。撰有文集10卷传于世，另有《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专著百余卷。但流传最广、最久远的，则是《千字文》。

章太炎（1869年～1936年），清代末期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国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

程颐（1033年～1107年），北宋时期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合称“二程”。

洪迈（1123年～1202年），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一个勤奋博学的士大夫，洪迈一生涉猎了大量的书籍，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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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王应麟著的《三字经》中有这样的一段：“窦燕山，有益方，教五子，名俱扬。”其中所讲窦燕山，是指五代时期后周蓟州名士窦禹钧。

窦燕山实可谓教育子女的楷模，他为教其5子，在家设窦氏家塾，延聘“礼文之士为师”。他有5个儿子，长子窦仪、次子窦俨、三子窦侃同为后晋六年进士，四子窦偁为后汉时期进士。五子窦僖，任北宋时期左补阙。都做了朝廷里的大官，时人赞窦家五子为“窦氏五龙”。这就是古今传为佳话的“五子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