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私塾及其教学

清代普通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私塾里。因此清代私塾发达，遍布城乡。

清代私塾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员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

清代私塾的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20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私塾因为学生的数量不多，老师能照顾到每个学生，譬如上课提问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被抽中，所以教学质量上更能有保证。

清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郑板桥就做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他在《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

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清代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达到学会做文章，这个教学进程，是首先由认方块字开始的。

私塾学生所读的识字课本，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神童诗》，以及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和《七言杂字》等。

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朗朗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

同时，识字课本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2000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

私塾学生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

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

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熹的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做好文章的。

大量背诵经典文章，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笨，实际上是效果最好的学习语文的方法。因为小孩的理解力弱，但记忆力强，背下大量经典好文，实际上能终身受益。

私塾的教育方法，要求老师们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几个学生，要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等，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

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

比如，《论语》开头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说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

有一则故事说：有一个穷秀才，他很穷，天天吃不饱。所以就想办法去混口饭吃。他有一个挺富裕的朋友，每当人家差不多要开饭时，他就会到人家家里“拜访”。而且还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朋友留他下来吃饭。

这一天，秀才又“拜访”友人。友人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让他离开，就打算看看情形再说。碰巧天突然下雨，那个富朋友想来想去，就留一张纸条：“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白话意为：下雨天就要留客。天留你，但我不留你。”朋友留下纸条后就走回房间，心想：一会儿再来，看你还好不好脸皮留下。

可是一会儿那个富朋友回来时，还看到秀才在那。就问：“呀，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不走吗？”

秀才就说：“是你叫我留下的啊！”

富朋友就奇怪了，问怎么回事。

秀才指着那张纸条说：“你都这么客气了，我还好意思走吗？”

原来，那张纸条被秀才加上了标点，变成了这样：“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意思是说，下雨天就是留客天，留人吗？留！那富朋友差点晕过去。这个故事说明了“句逗”之学的重要。秀才通过标点巧妙断章取义，最后达到了目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

私塾中的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然后是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

比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志，教读作去声，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做文章的基本功。

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做文章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文章的基本功之二。两者缺一不可。

私塾学生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得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

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

私塾教育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做文章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

会做整篇文章，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文章，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

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的童生、府里的秀才考试，就算教会了做文章，完成了作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供人学习模仿。

另外，私塾在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

清末，由于发展小学缺少资金和教师，热心教育者认为不如改良旧塾，使之逐渐成为初等或高等小学堂。但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

由于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后，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朝廷接办，改为公立。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旁注]

童生　文童之别称。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即秀才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但需要注明的是，童生并不完全等同于未考上秀才的学子。根据明朝史书记载，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之为“童生”。

郑板桥　（1693年～1765年），清代画家、文学家。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擅画兰、竹、石、松、菊等植物，其中画竹已50余年，成就最为突出。著有《板桥全集》。

朱熹　（1130年～1200年），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句逗　古文是没有像现在的标点符号的，因此需要“明句读”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

馆阁体　指流行于馆阁及科举考场的书写风格，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特指楷书而言，是一种方正、光沼、乌黑、大小一律的明代官场书体。明代称“台阁体”，清代改称“馆阁体”。馆阁体讲究黑、密、方、紧，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是明、清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

[阅读链接]

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很有学问，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两卷，曾经在家塾中做教师。林则徐4岁随父入垫读书，从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

林则徐7岁时即开始学作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徐父亲林宾日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到14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