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家境困难的同学

怎样对待这件事，在高一（3）班一开始就有争议，意见分歧，各执己见。一年过去了，看法仍不一致。

具体地说，就是班上转来一个借读生，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

这个借读生叫高祥，男生，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下巴略向前翘着， 显出一股倔强劲。他生在河北保定，母亲早年病逝，父亲是个工人，去年再婚。再婚的父亲把高祥看成负担，见面没好话，动不动拳打脚踢，继母是个心狠手毒的女人，她讨厌高祥，高祥也不喜欢她。高祥那么大的个子，像个大人样儿了，她直接整高祥有不便之处，再说，邻居也会有议论，她采取的办法是挑唆丈夫整高祥，常常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激化了父子矛盾。像高祥这种年龄的男孩子，一天吃四顿饭也不为过，可是，他经常只能吃到两顿饭；下雨天上学只能披一块塑料薄膜，不给买伞，也不给买雨衣；过道里搭一个小床，那是高祥唯一的一块小天地，晚上灯光很暗，他就趴在“床” 沿上温习功课。有一次，继母嚷嚷丢了 10 块钱，撮弄高祥的爸爸翻这张小“床”，他父亲把他的书本扔得乱七八糟；翻不到，就左右开弓打耳光，硬说高祥花掉了。高祥生性倔强，在这种状况下，他绝不服软，因之招致加倍的责骂、毒打，后来，还是父母自己从洗过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但已被搓洗成一个小纸团，不能花了。这怪谁呢？

高祥尝到了人世间的不平，感到悲凄、孤独和绝望。夜里他常常在被子

里哭泣，想母亲，恨世界，他几次想一死了事。

在他考上高中之后，决心离开这个没有任何温暖的家，只身跑到北京， 找 70 多岁的外祖母。

外祖母是一位孤寡老人，在街道委员会的帮助下，守着一部传呼电话， 算是有个营生，实际上是靠社会救济生活。老人一见外孙，又喜又忧，又心疼又怨愤，老泪纵横，哭出一场病来。既然外孙一心要完成高中学业，老人说豁出老命来也要成全孩子，为此，老人亲自跑了数趟邻近的中学，还跑了教育局，总算为孩子办了一个“借读”手续，插进高一（3）班上学。

班长是一位女同学，她帮助班主任热情地安置高祥，告诉他学校的作息制度，给他安排座位等等。

有一天，放学多时了，同学们早已走光了，班长因有事走的晚了些，她发现操场上有个男生在走来走去，步子缓慢而沉重，她走过去一看，是高祥。

“高祥，怎么还不回家？”班长问。 “回不回都一样，回去也干不了什么。”高祥说。“为什么？”

“⋯⋯”倔强的高祥不肯说。

第二天，班长从几个男同学那里了解到，高祥的外祖母只有半间小屋， 里边放着传呼电话，嘀铃铃的电话铃声不断，不要说学习，就是什么不干也会烦死人。班长找班主任商量，班主任建议开班委会研究一个办法，帮助高祥克服这个困难。学习委员主动提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他家里房间多， 自己有一间屋子，每天可以带高祥到他家完成作业和练习。

过了些日子又发现了新问题，上课时，老师请大家打开书，翻到××页， 高祥总是翻不到，老师纳闷儿，同学不理解。下课后，班长把他叫到走廊一问，才弄明白，原来高祥用的课本与本班同学现在用的，不是一种版本。

“你为什么不到书店买一套换下来？”班长问。“我，我，我⋯⋯”高祥说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班长一本正经地追问。 “奶奶拿不出钱来⋯⋯”

为此，班长又召集了一次班委会。分歧意见出来了。

班长和一部分班委主张在全班发起一次募捐活动，每人量力，资助一点钱，先让高祥能有一套和大家一样的教科书。另一部分同学反对，他们说： “我们学生不挣钱，我们的钱也是自己的父母供给的，我们无权资助他人。”

“那么，高祥同学的教科书换不换？”

“要换，当然要换，但这笔钱不应出在我们学生身上，应该由社会，比如街道委员会，作为困难救济捐款。”

“街道委员会怎么会为一个学生的书本费⋯⋯” “那我们班委会怎么就应该为一个学生的书本费问题开这样的会？” 听起来双方都有道理，但出发点是什么，双方都清楚，心照不宣而已。最终得出结论：不以班委会名义向全班同学征集募捐，而委托班长，以

“个人”名义，非正式地通知同学们，请同学们采取“自愿”原则，愿意交就交一点儿。

钱收上来了，据统计，全班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交了，而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未交。虽然如此，这些钱买一套课本还是绰绰有余，高祥的书包里还添了几个练习本，一支圆珠笔。几个月没掉泪了，高祥这次哭得很厉害，一边哭

一边用牛皮纸包书皮，包完后，在语文课本的书皮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心。不知道他这个心是什么含意，是表达他感受到了心与心的交流？或是表示自己在心里永远记住班集体的温暖？还是表示人各有心，心心不同？

家境的不幸，使他感到心灵上的卑微；个性的倔强使他不善于奉迎；新环境的陌生，使他觉得与同学们隔得很远。因此，在班里，他仍是孤单单的。

春游，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班主任带领大家到北京香山去爬“鬼见愁”，坡陡峰高，这给同学们以极大的诱惑力。那天，同学们忘记了学习的重负，摆脱了琐事的纠缠，兴高采烈地攀崖爬坡。突然，一位女同学肚子疼， 疼得大汗淋漓，脸色腊黄。这时，班主任和多数女同学还在很远的地方，她们爬得慢。周围全是男生。面对这个情况，同学们表态各异。

有的说：“给她喝点水吧。”说着，递过自己的行军壶。 有的说：“咱们把她扶到平些的地方，让她躺一会儿吧。”

有的说：“咱们还是继续爬山，第一批同学可能到山顶了，等一会儿班主任老师就来了，她会有办法的。”这个主意得到了在场的多数同学的赞成， 谁愿意让这意外的事破坏了爬山的兴致？

在这期间，高祥站在旁边，一言未发，也没有哪个同学询问一下他的意见。生病的女同学两只手乱抓地上的草，说明她已不堪忍受。此时，高祥一个箭步跨上来，不容分说，一把把女同学拉起来，趁女同学未立稳之际，他把自己宽厚的背靠在女同学胸前，两手向后一揽，把她背了起来，虽艰难， 但坚定地背下山去⋯⋯

医院检查，急性盲肠炎。再迟送来，化脓的盲肠穿孔将不可收拾。

第二天，同学们发现高祥在数学教科书的包书皮上又画了一个大大的心。

这件事发生后，同学们有过几次非正式的议论，当然，都是在高祥没在场的情况下。

有的同学说：“见死不救，这在任何社会都是耻辱行为，何况是我们本班同学。”说这话的那天未在现场。

有的同学说：“就是嘛，这还是在和平环境下呢，若在战场上，看到战友负伤了，你忍心扔下他不管吗？于事于理都无法解释。”

有的同学说：“说的倒轻巧，当时谁知道她病得那么厉害，那么危险？ 我们又不是神仙。”说这话的显然那天在现场。

“那高祥为什么就不？” “高祥是高祥。”这位同学显然理屈了。

班长正在做功课，听不下去了，她站起身来，眼光灼灼逼人：“假如， 那天病倒在山坡上的不是你的同班同学，而是你的亲姐姐，或是亲妹妹，你也打算把她放下，自己去继续爬山？啊？回答呀！算了吧，私心就像咱们教室的黑板，能在上边画狗屎，也能画鲜花，给私心装扮花冠，最令人恶心⋯⋯”

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期终考试，高祥三门主科不及格，居全班最末一名。考不好，这在情理之中，第一，转学期间，高祥误了不少课，前边的没学，后边的更听不懂，难上加难；第二，他的学习环境不如同学，外祖母那半间房子，不利于课外复习；第三，来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适应过程。所有这些，应该说，换到谁身上，也是不易克服的。那么， 高祥在主观上是不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努力不够？同学们倒是没有这种看法。

在班主任的指导下，班长又召集了一次班委会，专题研究高祥三科不及格问题。班长开宗明义说：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同学掉队，伸出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伸出大家的手，拉他一把，帮高祥把拉下的功课补起来。

这意见一出台就有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之一：高祥是借读生，顾名思义，是借我们学校读书，或者叫旁听生，因此，他的考试成绩不应列入我们班的总成绩，可以不加入序列。反对意见之二：念高中就是为了考大学，不考大学谁上高中？可人所共

知，这是强手间的竞争，实力的竞争，差一分达不到录取线也休想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对意见之三：学生成绩不好，主要责任在自己，其次在教师，教师拿着国家工资，其责任就是教好学生，教不好，要想办法。这是教师应该做的事。而学生与学生之间是平等关系，互相之间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没有帮助同学补课的义务。

反对意见之四：主张帮助高祥的同学，其精神可佳，出发点也是好的。但这些同学忽略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像高祥这样，还有不如高祥的，全市全国不知有多少，你们的善心“发”得过来吗？既然“发”不过来，还不如让他们自力更生去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人都会有自己的前途的，何必替别人想得那么多！

班主任在场，她一言未发。但她感到压抑和不安。思考了好半天之后， 她慢慢站起来，讲了如下的话：

“今天在场的都是班干部，大家讲的这些意见，基本上可以代表班上同学们的看法了。这是新时代中学生的一部分。我不想在这里评论这些意见对还是不对，这可以交给全班同学讨论几次。这里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涉及到我们的处世哲学。但我要说一句话：我们全国 12 亿人民，从中央领导到平民百姓，如果都是各顾各，自己管自己，不管他人，我们的社会将是怎样一个模样？我再问一句：假如你处在高祥的位置，你怎么想？”

朋友，你怎样看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