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刹——法源寺

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教子胡同，建于645年，是北京市最古老的名刹，唐朝时期寺名为“悯忠寺”，在清朝雍正时期重修后改名“法源寺”。

法源寺占面积为6700平方米，结构严谨，采用明清流行的中轴对称格局。

法源寺坐北朝南，形制严整宏伟，六院七进。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殿、观音阁、净业堂、大悲坛和藏经楼。

法源寺寺内花木繁多，初以海棠闻名，后以丁香著称，全寺丁香树千百成林，花开时节，香飘数里，为京城绝景。

唐朝为纪念东征将士而建造

法源寺从初创算起，已有1300多年历史。据元朝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元一统志》记载，法源寺始建于唐朝，初名“悯忠寺”。

据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高丽民族的势力日益壮大，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势力还延伸到了我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李世民绝不能忍耐的。

对此，唐太宗耿耿于怀。但李世民考虑到隋朝因30年前攻打高丽，弄得国内空虚，民不聊生，并导致了后来隋朝的灭亡。李世民便格外谨慎，一再隐忍。

到了644年，李世民再也不想忍下去了，终于下定决心亲征高丽，并计划一次性出兵20万，以最快的速度击败高丽。

在当时，李世民让一个30年前曾出征过高丽的老将军谈谈意见。老将军说：辽东太远了，部队的补给会很困难，而高丽人不但很会守城，又是在家门口，速战速决恐怕很难。

李世民没有采纳老将军的意见，而唯一能劝阻他的大臣魏征丞相偏偏又在不久前去世了。朝廷里再也没有哪个文臣武将能劝得住李世民。

645年3月，眼见李世民就要发兵了，留守后方的儿子李治居然紧张得哭了好几天。在出征那天，就在李治为父皇送行时，李世民信心百倍地指着身穿的黄袍对李治说：“等到凯旋，我再换这件袍子。”

5月，唐朝的大军攻下了辽宁省的辽阳城。6月，唐朝军队已进军到辽宁省盖平县东北。见唐军来势凶猛，高丽赶紧动员了15万人，双方再次展开恶斗，高丽军最后还是打不过唐军，就决定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

就这样，战争拖了下去。夏天很快到了，李世民的黄袍也破了。宦官请他换身新黄袍，可李世民非要穿着原来的黄袍，不肯脱下来。

李世民说，将士们的战袍也都破了，我一个人怎么能穿新的呢？7月过去，8月也快过完了，李世民依然看不到丝毫能够获胜的希望。

随着战事时间的推延，部队的物资供应开始严重不足，加之东北的天气越来越冷，将士们的伤亡特别惨重。李世民开始着急了。

最后，他只好下令撤军，从9月份开始撤退，直到11月份，李世民御驾亲征的部队才终于抵达幽州，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但是，当时归来的人马连出征时的五分之一都不足。

无功而返的李世民痛苦万分，他虽然换掉了旧袍子，可是却换不掉他远征高丽的创痕。此时，他格外思念魏征。他想，魏征要是还活着就一定会劝他别打这场仗。于是他派人到魏征坟上新立了一座碑。

李世民还把魏征的太太和儿子找来，特别慰问他们，表示他对魏征的怀念。李世民内心总是觉得自己有愧于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们。

645年，为了追念这次出征高丽而死难的将士们，也为了平衡自己错误决定造成惨痛损失的悲痛心情，李世民下令在北京建造一座寺庙。他考虑到将士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他们是令人心愉的，但他们的身世却是可怜的。因此，李世民最后决定，这座庙就叫悯忠寺。

悯忠寺是我国的早期忠烈祠。在李世民看来，只有悯忠寺这个名字才能最好表达这座寺庙应该表达出来的意思。只可惜，寺庙还没有建成，李世民就去世了。后来，经唐高宗李治、武周皇帝武则天多次降诏后，在696年才完成建寺工程，武则天赐寺名为“悯忠寺”。

历经51年建成的悯忠寺最初本是以祠堂形式存在的，但自武周至唐玄宗时期，由于受到唐王朝大兴佛事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了规模宏大的佛寺。

据碑刻论著《法源寺贞石录》和清代金石学著作《金石萃编》记载，自651年至726年间、法源寺已先后存有《毛藏妹等造像并记》》、《云麾将军碑》和《悯忠寺经幢》等碑刻。

《毛藏妹等造像并记》碑刻于651年，碑石长85厘米，宽52厘米。记刻于背，4行，行10字，正书。原石己残。

《云麾将军碑》也叫李思训碑，720年6月立于法源寺，由唐代书法家李邕撰文并用行楷书写，共计30行，每行70字。碑额题篆书“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共4行12字。为唐睿宗李旦的“桥陵”陪葬墓群中神道碑之一。

《云麾将军碑》铭文内容主要记述唐代书画家李思训的生平事迹。清代金石学著作《金石萃编》载：碑高一丈一尺三寸六分，宽四尺八寸五分。碑石下半段文字残缺已甚，上半部字迹较清晰。现存陕西蒲城桥陵，下截多漫漶，上截亦石花满布，几不能读。

《云麾将军碑》书法劲健，凛然有势。用笔清劲，自然，瘦劲异常，凛然有势，结字取势纵长，奇宕流畅，其顿挫起伏奕奕动人，顾盼有神，犹是盛唐风范。《云麾将军碑》碑规模极大，遒劲而妍丽，为李邕精心之作，也为历代书家所称道。

《悯忠寺经幢》碑刻于726年，据碑刻论著《法源寺贞石录》记载：

石久佚，亦未见拓本，碑身高广及行款均不得计。寺现存唐石幢座一件，疑是此幢底座。

后来，据考古学家们考证，在大雄宝殿中间有两块汉白玉柱石，卷叶莲花瓣形状，它们的花纹与悯忠寺726年制作的佚失了石幢却保存了幢座的花纹是极相近的，而且它们的石质也不是北京附近所产的白石。据考证它们是唐初建寺的原物，也是法源寺最早的历史见证。

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契丹和同罗少数民族的统领史思明以忧国之危和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发动了我国历史上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进入北京后自封大燕皇帝，在悯忠寺东建了一座木制佛塔，并将寺名改为“开元寺”。那时，为巴结讨好安禄山，史思明特意在“悯忠寺”修建了一座“无垢净光宝塔”，并请参军张不矜撰、著名的书法家碑刻大师苏灵芝写了为安禄山歌功颂德的碑文《无垢净光宝塔颂》。

据碑刻论著《法源寺贞石录》记载：“无垢净光宝塔”于757年建在法源寺的西南角，塔身为砖结构，高3米左右。《无垢净光宝塔颂》碑就嵌在塔壁上，碑高100厘米，宽73厘米。

《无垢净光宝塔颂》碑碑文全文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此碑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我国古代唯一一个从左至右书写碑文的特殊例子。

后来，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容安禄山溃散的残部极其不满，打算找机会除掉史思明。但史思明重新归降了唐朝，而且对《无垢净光宝塔颂》的碑文内容作了改刻。

759年，史思明再度反唐，杀死安庆绪后自立为“大圣周王”，并效仿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建了一座木制佛塔，将悯忠寺更名为“顺天寺”。直到后来史思明被杀，“安史之乱”最终被唐王朝平息，顺天寺又才改名为悯忠寺。

由于悯忠寺是唐太宗亲自下令修建，在唐武宗李炎下令在全国开展兴道灭佛的运动期间，他在诏毁佛寺时，按佛寺所在地域分为三等，幽州居上等，“寺留一所，僧限十人”，幽州地面上所留之寺就是当时的悯忠寺。

悯忠寺当时的情形，在《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石碑中曾有详细的记录。但这块碑石后来佚失了。据明末著名史学家顾炎武撰《金石文字记》记载：重藏舍利记，采师伦正书，会昌六年九月。今在京师悯忠寺。此初复佛寺之文。

在882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悯忠寺”内的所有建筑。安禄山与史思明先后建造的两座木制佛塔也毁于这场火灾之中。后来，幽州节度使李可举看到悯忠寺被烧毁后心里特别难受，便捐出自己的俸禄重新修建了“悯忠寺”。

之后，在唐末景福年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又对悯忠寺进行了修缮，并增建了一座面阔七间，高三层的“悯忠阁”。“悯忠阁”又名“念佛台”，也称“观音殿”。悯忠阁建成后，先前许许多多的将士牌位及一些碑刻就都移到了悯忠阁内珍藏。

悯忠台的台基高一米多，台的周围设有砖栏，殿宇建于台上，结构非常别致，外墙以12柱为架，室内以10柱支撑。悯忠阁特别雄伟壮观，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赞语。在当时，悯忠阁成了幽州城里的标志性建筑。

[旁注]

《元一统志》：原名《大元大一统志》，元代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该书对全国路府州县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和人物，皆有详述，对后来修撰地理志《一统志》影响巨大。

忠烈祠：宋仁宗皇帝为纪念救自己而丧命的宫女寇珠所建的祠堂。我国历代对忠臣烈士即有设祠奉祀，或曰忠烈庙、忠烈祠、昭忠祠、褒忠祠……，祠名为皇帝封赐。

武周：是武则天建立的王朝。690年，武则天废黜唐睿宗李旦称帝，袭用周朝国号，改国号为周，定都神都洛阳，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掌权40多年。武周仍然袭用唐制，武则天是武周朝唯一的皇帝。

金石学：指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和明器等一般文物。

节度使：古代官名。唐初开始在重要地区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后改称都督。唐代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节度使。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称都督。

安庆绪：安禄山次子。安史之乱的祸首元凶之一。初名仁执，善骑射，唐玄宗赐名庆绪。安禄山发动叛乱称帝时，封晋王。757年，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759年，为部将史思明所杀。

李可举：原为回纥阿布思部落人，后归顺唐朝，任卢龙节度使，割据一方。后来，由于部属大将李全忠反叛作乱，李可举猝不及防，无力反抗，而全族登楼自焚而死。

魏征（580年～643年）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唐玄宗（685年～762年）亦称唐明皇，本名李隆基。唐玄宗做皇帝后，任用姚崇和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但后来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后期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李邕（678年～747年）唐代书法家。他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李邕能诗善文，尤其擅长行楷书。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我国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在青年时参加过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年他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他的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李匡威：唐末军阀，后为卢龙节度使。在893年，他率兵援救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之时，被其弟李匡筹兵变夺位，只得逃往成德投靠王镕。后来企图夺取成德，被王镕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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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末，顺治皇帝感到身体特别不适，于是下令免去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朝庆贺礼，本来应该顺治亲自去太庙举行的除夕祭礼，也只好遣官代替。

正月初二，顺治强支着病体，把他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闵忠寺落发为僧；初三日他又两次派太监到万善殿，传旨国师玉林秀为自己念经祷告。初四日朝中正式向大臣宣布皇帝患病。

当时，宫廷中撤去了因为过节才挂上的全部门神和对联，并向全国传谕：“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同时又下令释放除了十恶死罪外所有的在牢囚犯，以祝愿皇帝康复。但初七半夜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顺治皇帝还是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