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认识上的大飞跃

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邓小平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与他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完成思想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邓小平的生涯中，对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他思想认识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从 1920 年至 1926 年，从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主义上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次飞跃，是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个国际大环境中实现的。

1919 年，年仅 15 岁的邓小平考入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 年，他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来到法国的马赛勤工俭学，但他的理想很快就被法国当时的现实打得粉碎。由于经费紧张，生活拮据，5 个月过后，邓小平便结束了学习生涯。“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道路。邓小平后来曾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82 页）

1921 年 4 月 2 日，邓小平经人介绍来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从此，他便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的长达二三年的“勤工”生活。在施奈德工厂的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困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灵，受到不小的震撼。但是，那时的他毕竟年轻，毕竟对人生充满着美好的追求，所以，正如他后来在莫斯科时所回忆的：“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同上，第 85 页）这时的邓小平，虽已在国内参加过“五四”运动，虽已饱受勤工俭学所遇到的磨难，但在思想认识上，还仅仅具有初步的觉悟和进步意识，还未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感召，还未跻身于自觉地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行列。

1921 年 4 月 23 日，邓小平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经过失工、就业又失业的磨难，他于次年 2 月，进入了位于巴黎以南的哈金森工厂，渡过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中的一次巨大的转折。因为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1923 年，他离开哈金森工厂，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如果说当 1922 年初邓小平进入哈金森工厂时，还

仅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的话，那么，在 1923 年 3 月他离开哈金森工厂时，便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1924 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又赴苏联就学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用整整一年时间学习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在党组织的锤炼下，在共产主义大学堂从理论上的系统培养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具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可以说，到 1926 年底，即在邓

小平奉命回国之际，也就是在他 23 岁的时候，邓小平成功地实现了思想认识

上的第一次飞跃——从“工业救国”的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使邓小平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那么，第二次飞跃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把握。这次飞跃，是他从苏联回国之后，在与“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

1927 年春，邓小平回到祖国。这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内开始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的时期。8 月 7 日，邓小平在武汉列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批判，使他对右倾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初步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亲眼目睹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导致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丢失，亲身领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苦。这一切，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行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从正面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

1943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

〔《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第 88 页）〕因此，必须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同上，第 89 页）这表明，邓小平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深刻地领悟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自觉地把它作为党的事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二次大的飞跃。

从此以后，邓小平始终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并把它作为自己一切行动和思考问题的座右铭。他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