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的服饰纹样

辽、金和西夏分别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女真族和党项族建立的政权，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多民族大融合，促使中华服饰文化胡汉合流。

在装饰纹样方面，因为汉族的传统纹样题材内容往往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内涵，而这些内涵又恰恰能为巩固封建的政治制度服务，因而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乐于吸收。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草原服饰文化。辽国建立后，由于耶律阿保机思想开明，辽国以其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民族政策，广泛地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再加上自身特有的草原文化背景，使辽国的服饰纹样更加丰富，也更具有其观赏性。

契丹族的服饰纹样，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有龙、凤、孔雀、宝相花、璎珞等，多与中原汉族装饰纹样的风格相同。

辽代初期服饰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长袍的颜色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

辽代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锈花纹。其中的龙纹是汉族的传统纹样，在契丹族男子的服饰上出现，反映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

汉服在辽代被称为“南班服饰”。它与契丹族的“国服”即北班服饰有所不同。

辽宁法库叶茂台出土的相当于北宋时期的辽墓的棉袍，上绣双龙、簪花羽人骑凤、桃花、鸟、蝶，则与北宋汉族装饰纹样风格一致。山西辽墓出土的丝绸如穿枝花鹦鹉璎珞及小团纹牡丹等，形式更与北宋相同。

我国曾经展出一件《缂丝花鸟纹袍服片幅》，这幅缂丝的花鸟纹饰与北宋缂丝紫汤荷花、紫天鹿等风格相近，而其上部作开光云肩的范围内有一个红色圆形，圆形中饰有一只三足鸟，象征太阳，显然这是承袭了隋唐以来皇帝礼服有“肩挑日月，背负星辰”的纹饰的做法，而这件袍料的纹样布局及整体风格，又与华夏民族的龙袍不同，是辽国国王早期袍服的面料。

金代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金代女真族地域土产的各种野生动物毛皮、珍珠、金为其民族服饰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因此，金代女真族服饰中大量使用珍珠进行针绣图案，并大量使用金锦、印金和金箔贴金绣织物制作衣服和鞋。

金代常服春水之服，绣鹘捕鹅、杂以花卉。秋山之服以熊鹿山林为题材，这与女真族生活习俗有关。

金代仪仗服饰，以孔雀、对凤、云鹤、对鹅、双鹿、牡丹、莲荷、宝相花为饰，并以大小不同的宝仙花区别官阶高低，题材也与唐宋时期汉族装饰图案相类，而图案形式，则与元代相近。

金代女真族贵族对金的崇尚和追求，因此，金代女真族贵族服饰尤以金锦、印金、贴金针绣为荣耀，以金饰品的多少为富贵，以金锦纹样花型的大小决定地位和富贵程度。

西夏的服装面料实物，在银川西郊西夏陵区108号陪葬墓墓室中曾出土一些丝织品残片，其中有正反两面均以经线起花，经密纬疏的闪色织锦，有纬线显花空心“工”字形几何花纹的“工字绫”，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以东20公里的老高苏木遗址出土了穿枝牡丹纹和小团花纹丝织品残片，以及牡丹纹刺绣残片，作风写实，具有民间气息，与宋代装饰艺术作风一致。

内蒙古黑水城老高苏木西夏遗址出土的牡丹纹、小团花纹丝织刺绣纹样及银川西夏陵区出土的工字纹绫纹样，与宋代汉族装饰艺术风格一致。

总之，辽金西夏服饰纹样既受中原汉服纹样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服饰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在我国服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旁注]

璎珞　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又称缨络、华鬘。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后来随着佛教一起传入我国，唐代时，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模仿和改进，变成了项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

羽人　传说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翔的人，最早出现在《山海经》，称羽民。汉代思想家王充称“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体，更爱异形。”道教将道士称羽士，将成仙称羽化登升。羽人因身有羽翼能飞，因此与不死同义。

缂丝　又称“刻丝”，是我国汉族丝织业中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纬，极具欣赏装饰性的丝织品。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常用以织造帝后服饰和摹缂名人书画。因织造过程极其细腻复杂，摹缂常胜于原作，而存世精品又极为稀少。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

金锦　以金缕或金箔切成的金丝作纬线织制的锦。我国古代丝织物加金约始于战国十六国时已能生产织金锦。北方游牧民族酷爱织金锦，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的上层达官贵人的衣着崇尚用金，并以此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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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成仙”、“长生不死”是古人长期以来就已经形成的生死观，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得道升仙是尘世生活的最终归宿。我国古典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其中有关羽人形象的描述也被人们传承与发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北宋时期，羽人的形象曾经作为服饰纹样出现在辽国的服装上，其形象变化繁复，头绪纷杂，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神人、仙人的认识和对神仙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长生不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