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气方刚的特利尔之子(2)

马克思在新闻战线上的革命活动，是从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自由开始的。1842年，他先后写成《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评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两文，尖锐抨击了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底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指出，新书报检查令是虚伪而反动的。它一方面声称“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另一方面却对写作活动规定了种种的限制，要求人们在写作时必须“严肃和谦虚”，严禁发表“有害倾向”的作品。马克思指出，所谓“严肃和谦虚”，就是不许人们去探讨和发现真理，不许人们用自己的风格写作，这是对作家的无理限制。对于这个扼杀一切进步出版物的制度不需要放宽或改变，而需要根本废除。马克思也反对资产阶级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的主张，认为这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自由的保护。如果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把出版物当作挣钱的手段，这样的出版物，即使摆脱书报检查的束缚，也决不是自由的。因此，“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

在《莱茵报》发表的论文中，马克思还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当时，德国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地主阶级对森林、草地和从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土地进行大规模掠夺。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林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就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马克思根据会议记录，严厉谴责林木占有者贪图私利的阶级本性和剥削阶级国家维护剥削者利益的反动实质，指出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正是研究“林木盗窃”和摩塞尔河农民的处境，推动他由纯粹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从1842年8月15日起，马克思正式担任《莱茵报》主编。他主持编辑部期间，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日益浓厚，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他在报上发表的论文，矛头指向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3年3月17日，普鲁士反动政府查封了《莱茵报》，马克思利用这个时机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6月19日，他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结婚，并在这里住了几个月，进行广泛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